追根溯源 复活古史

——“考古中华”大型展览参观记

赖 睿 许江晨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年08月20日  

 

华北距今1.5万年前的刃部磨制的石铲与弓箭箭头、汉代最为精致的错金镶红宝石铜金钱豹、北朝人面瓦件……在首都博物馆,“考古中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年成果展”正在举行。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考古学专题展,有430多件珍贵文物集体亮相,其中近七成是首次与公众见面。从农业的起源、文明的发展到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再到中外文化交流……展览分18部分,以文物、历史和考古课题为主线,在内容上全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轮廓。

中华文明一步步走来

钱塘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的稻米,距今8000年前的粟和黍……透过放大镜,在展厅里可以看到实物遗存。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认为,与以往的考古展不同,这次展览不仅有文明发展的部分,而且包括了农业起源的部分,可以让大众了解到中华文明是怎样从“曙光之前”一步一步走来的。展厅里,不仅有万年前的农作物,还有8000年前的村落、玉器,5000年前的家猪头骨等。“这些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明不是一下子就成熟起来的,而是经过胎儿、婴儿、幼儿的阶段,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王巍表示,农业起源是一个重大发现,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没有人口的稳定增长,文明是不可能发展的。“如果说5000年前是文明的幼儿时期,那么从1万年到5000年这段时间,就是中华文明从孕育到婴儿时期。”

在文明起源方面,王巍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两个支撑点。陶寺遗址是中国早期国家的第一轮朝阳,发现了大型城池、文字、青铜器。二里头时期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宫城、紫禁城的制度,最早的中轴线理念都在这个时期出现。这次展览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古代都城的演变和发展史。从陶寺遗址发现的最早的城邑,到汉代、唐代的都城,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展览中都有体现。王巍表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在考古工作中也得到了体现。他举例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玉琮——这本是以前在长江下游发现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器物。可见,一些来自周围地区的文化因素在陶寺汇聚。“中华文明的形成不是一个点,而是多个比较发达地区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成的。”

陶寺遗址考古最抢眼

在这次展出中,最受关注的是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这一考古成果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存在。躺在展厅中部位置的文字扁壶吸引了众多闪光灯,它出土于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早500多年。该壶泥质灰陶,为残器,在扁壶鼓凸面一侧朱书一字符,有笔锋,推测为毛笔类工具所书,此字符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在扁壶扁平的另一面也有一字符,为上下结构,上为圆角方框,似象征着城;中为一横线,似象征着地平线;下部形似一人做跪拜样。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堯”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易”、“邑”等字。社科院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表示,陶寺遗址年代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这两个字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系统的文字,如果能确定后一个字是“尧”,基本上就可以判定陶寺遗址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

王权的强化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此次展出中,两件来自陶寺文化早期的彩绘龙纹陶盘,可能就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器。这两件彩绘龙纹陶盘直径约为50厘米,内饰一只盘龙,龙的口中叼一根松枝。据介绍,陶寺遗址的6座早期大墓中,有5座各出土一件彩绘龙盘,本次展出的两件彩绘龙纹陶盘就是出自遗址的大墓。考古专家认为,龙盘象征着墓主的身份和等级,说明墓主是城中的统治者。

据悉,陶寺遗址的王公贵族墓出土的玉器、彩绘陶器、礼乐器,如龙盘、鼍(音驼)鼓、陶鼓、彩绘大陶盆、玉兽面等,都是王者之器。这些组合成了较为完备的丧葬礼仪制度,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

填补“龙文化”缺环

被称为夏都遗址的二里头遗址曾出土几件绿松石铜牌饰,这次展出了其中最为精致的一件。这件绿松石铜牌饰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平面呈长圆形,中间两侧呈弧状束腰,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在铜牌的凸面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凹面则附着有麻布纹。

专家表示,这类以绿松石片为主组合或镶嵌形成的龙遗存,制作工艺复杂,图案变化灵活,是二里头文化中上层社会的文化遗存。据悉,以往对这种绿松石铜牌饰的兽面纹含义并没有识别其真面目,直到2004年在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确认了绿松石龙形器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种绿松石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都是与铜铃配套使用,佩戴在墓主人身上。

本次展览在展厅的显著位置挂出了这件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的照片,它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长64.5厘米,造型新颖,碧绿光亮,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前后,约为夏代中后期。龙首部较大,为四边梯形:龙头略呈椭圆形、吻部略突出,两侧旁有卷曲弧线表现的龙须;以3节半圆形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鼻端为整块的蒜头状绿松石,硕大醒目;眼为梭形,眼眶内另嵌绿松石为眼角,以弧凸面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形象而有神。龙身呈波状曲伏,中脊微凸,两侧下斜,从颈部至尾部以中脊线为中心,将绿松石片粘嵌出12个依次排列的菱形纹,龙尾内卷,栩栩如生。

考古专家称,中国古代“龙文化”遗存种类虽多,但以前的发现大都集中在从商代至明清时期。随着良渚文化的龙首玉雕与龙纹陶器、陶寺遗址彩绘龙纹陶盘的发现,“龙文化”遗存唯独缺少了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后夏时期的部分。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以及一批龙文化遗存的发现与辨识,填补了这个缺环,使得中国“龙文化”遗存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现今的连续发展演变线索得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