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这种生物自从在地球上诞生后，到如今已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所幸其裔种还孑遗世间。在这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中华先人和龙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把龙作为自己生活区域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神物对待——如前所述龙与雷雨有以类相感的生命钟——它便成了中华先人农业的护佑神，吉祥神。人们把它们作为圣灵崇奉起来。于是它们成为中华先人的图腾崇拜。先是崇拜大自然中的龙，继而把它的形象画在、刻在各处，例如居址内外，身体服饰，企求把龙的种种神力——感觉的或希冀的——转移到自己身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图腾——图腾像，一种观念心理并积淀在龙族人的心灵意识底层，这发生了更为广泛深厚的龙文化学心理场。有了这种心理场就要扩散，就要传承，于是就演化为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这其中便增添了人们无穷尽的联想和思辨，想象和推断龙的种种神奇力量的来历，以及给予人的种种恩惠、警示，这其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此等等。日久天长就生成历史传说和神话，同时也生出对宇宙认识的宇宙观框架，有迷失也有真知灼见，于是龙这生物就不再仅仅是个生物现象，自然现象，同时就是一个文化现象，是一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了。又偏偏首先认识龙的天性的，首先利用龙的天性造福人类的——利用龙的天性预测天气、气象、物候、季节而决定农时的，首先因种种现实原因而尊奉龙的是中国的第一大圣人伏羲，是他所属的伏羲氏族团，他由于对龙和人类社会种种相关现象的研究，于是发明了伟大的《易经》，在前已说明那其实就是《龙经》。因此龙也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圣物了，起初是百虫之长，而到后来则成为百灵之长，甚至成为人的泰上皇了。不仅远古时的大巫教主自称为龙子，就是封建时代的皇帝也称“真龙天子”，当然也是龙子了。这么一来，龙的身价可就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了。龙，于是真的从地上腾飞到天上去了。

到如今，龙因为经过历代人的思辨，加上文化艺术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各阶层的层层加工创造，龙已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殊的符号，或者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密码了。这样的文化符号，自然界里当然是不存在的了，它只存在于历史文化中和人们的观念中，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心灵构象，脱胎为一种大道民族的精神——大道龙魂了。这种龙魂如果用易经的话来说，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或许是龙文化的真正底蕴吧。
大道龙魂浩天下
天人同一的图腾崇拜观。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龙文化自诞生之日起，集中地反映着远古先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总其大要即天人同一协合观，认为人与万事万物同出于大自然，人与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甚至自然比人还重要。原始自然图腾时代的结束，这种观念也随之消失，有些民族则建立了“人本主义”的观念，像西方世界建立的以人为宇宙的中心、人主宰一切的观念。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却不然，反而更发展了天人同一协合观。这一点十分重要，它决定了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艺术结构的基本特征。人与宇宙大千世界的整体和谐，大千世界的万物受到与人同等的对待，表现为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艺术的外在形式特征；广大宇宙生生不息的律动与人的精神境界的契合，移情于自然与情景交融表现为中化民族艺术的内在精神特征。不但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龙始终同大自然中的云、水、山、川、鸟、兽等处在一个全景式的整体中，而且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山水、花鸟、人物诸画种的并行发展，各自取得比西方人远为古老的成就，也是源于这种观念。
对人生的看法，总其大要即佑福祛祸观。这种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在人类初脱离动物界时，还受着自然界的种种劫难，才祈求图腾神佑护。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善、恶、美、丑观念，一种热切追求真、善、美统一的观念，它渐渐成为远古中国人的一种心理特征，并由图腾文化表现出来——鱼与渔利、鹭与一路平安、龙与雨水、凤与“驱邪、祥瑞、天下安宁”的联系等等，即这种观念的文化表现。这种观念还进一步决定了中国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基本性格，同邪恶势力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总是以一种信念作为精神支柱，靠了它，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获得维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与生活环境。原始的图腾崇拜观念，及由此产生的祜福祛祸观念，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保护图腾，就是发展族群；发展了族群，就能更有效地生存。因此，部族的生死存亡，荣辱灾难，就与图腾的护佑分不开，也和族人的自强与奋斗分不开。就是在这样一种执着的图腾崇拜和奋斗中，民族的凝聚力日益强化，终而积淀为民族共同心理，这是大道龙魂的根本所在。
人神同一的祖先崇拜观。闻一多先生曾说：“凡图腾都是那一个图腾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御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如果它是一种毒蛇或猛兽，那更好，因为那样它更能为儿孙们尽防卫之责。每个老祖宗当然知道谁是它的儿孙，认识他们的相貌和声音。但儿孙们太多时，老祖宗一时疏忽，认错了人，那是谁也不能担保的。所以为了保证老祖宗的注意，儿孙们最好是不时在老祖宗面前演习他们本图腾的特殊姿态，动作与声调，以便提醒老祖宗的记忆。”这段很生动的文字，说明了图腾的意义及其所含的祖先崇拜观念。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们对自然图腾的崇拜渐渐转为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物，也是一种祖先，但是一种非真实的祖先，是由远古人原朴思维的互渗律所认定的非族实体的幻象。当人类逐渐认识了自身的价值时，便开始离开超自然物类的图腾祖先转向人自身。这对于人类无疑是一个巨大进步。人们把有功于本族的发展壮大的杰出人物——先公先王，奉为祖先，世世代代祭祀礼拜。这时，图腾物类与这些人祖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常常是混一的。有些还具有朦胧的图腾意向，但作为该族的追根溯源式的祖先而被崇拜起来，并往往把这个祖先的行迹状貌说得神乎其神，不同凡响，越是这样，越显示出该族的伟大，因此具有君临他族的权力。《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黄帝、颛顼、喾分别是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的远古祖先；喾、尧、鲧、禹、冥、契、汤、稷、文王、武王分别是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的英雄、先公先王。每个氏族都把本氏族某一个较早的氏族的杰出首领奉为始祖，每个家族或部落分支也有一个共同的始祖分出来的祖先。这些祖先和图腾不同，但却渗透着图腾的精灵，因此都具有神性，例如：禹治水时化作玄熊劈山导洪，就与祖先黄帝族一支的熊图腾有关，所以禹具有人熊变化的神性；黄帝黄龙体，因此禹诞生时，自鲧腹中化作黄龙飞出来；因为黄帝族一支是天鼋图腾，所以其后裔鲧死后即化为熊。这些族英雄具有图腾神所具有的神性。所以这种祖先崇拜就成为人龙合一、人凤合一的人神同一的祖先观念。这些祖先神是关怀自己后裔昌盛繁荣的仁爱神，同时又是抵御外患的征战胜利神。但一个族的祖先神往往是一种品格突出，例如伏羲、女娲父爱、母爱品格突出；炎帝、少昊，仁慈品格突出；黄帝、蚩尤征战品格突出，世以兵主供之。
当着一些氏族部落的显贵世代袭取了首领的职位，演变为王族的时候，当着王族取得对他族的统治权的时候，原来地位平等的各族的祖宗神，便同王族的祖宗神产生了程度不一的隶属关系。这时候，龙形象就以王族的形象为本位，其它隶属的各族的龙就成为枝系，或产生再演生龙。但在这个阶段，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母系下传的祖先崇拜和父系下传的祖先崇拜——是相交融的，于是就出现了大量人龙合一、人凤合一的艺术形象。直到汉代，大量的人面龙身、人面鸟身、人面鱼身、人面兽身等“神话”人像，就是这种人神同一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这种祖先崇拜，在中国人中产生一种很普遍的共同心理，或者是民族共识心理：认祖归宗、留恋故土、热爱祖国。中国人不论何种阶层，都极重视姓氏、家谱、族谱、族系、家风、族风，落叶归根。这种来自血缘认同心理的结果，这种寻根的结果，使得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产生极强的民族凝聚力，民族向心力。所谓家风族风，实际上是一个宗亲系统的文化共识心理的传承，是一种精神支柱。族群的生存必须有养育它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方水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秉赋”。这片故土就是祖国。国，就是生存方域；祖国是祖先所在方域。外人来争我的故土方域，就等于断我香火，绝我祖脉，危及我生存，必齐心向外，奋勇杀敌。这就是中国人历来在强敌面前从不低头的缘故，哪怕战斗到一兵一卒，绝不投降。可以说天人同一观是中国人普遍的宇宙整体模式观，而归宗认祖观则是中国人普遍的社会整体模式观。
中国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精神，虽然宋明之后也出现了追求经验实在的倾向，但它并没有经过科学的洗礼，并没有变成纯粹经验的事实或某种生硬、冰冷的物质存在，因此它的基本价值理念和生命精神还是保留在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社会历史延续之中的。没有经过科学的洗礼，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哲学也许不够理性化。但西方近代以来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所追求的理性化，乃是科学理性、知识理性，亦即目的工具合理性，而不是价值合理性。中国大道哲学本体论虽然在这方面显得有些不足，但是它在追求价值合理性方面，在保持目的工具合理性与最高的价值合理性相互统一方面，却远远胜过西方现代哲学。中国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不是迷执，也不是非理性的狂热，而是师法天地、心照宇宙、玄览万物、原始察终、穷神知化所获得的真理，是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和顺于道德、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所获得的真理性，是整个宇宙万物法则秩序合乎理性的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而且抽象的高度与纯度远远超过西方哲学：不仅抽象为西方哲学的“有”，而且抽象为西方哲学所无法理解的“无”。正因为它师法于天地，所以才有像天遍覆一切、光照一切、雨露一切，像地接纳一切、负载一切、生化一切的伟大精神；正因为它心照宇宙，以宇宙为吾心，以吾心为宇宙，所以才具有“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深厚博大、高明悠远的精神；正因为它玄览万物、原始察终、穷神知化，所以它才具“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真理性，知而行之，才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正因为它观变于阴阳、发挥于刚柔、和顺于道德、兼三材而两之，所以才是广大悉备的真理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才具有人生的真理性；正因为它是整个宇宙法则秩序合乎理性的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所以它才不狂、不颠、继之者善、成之者性、得之谓德、宜之为义、具有最高的知识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正因为它抽象为“无”的存在，抽象为无形无象的存在，所以它才能周流一切、贯通一切、作用一切、功能一切，而不滞于物的实在，才能不僵化、不死板，神而化之，才能变通一切、恒久一切，人持之也才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强而不暴、刚而不烈、惟变所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强哉矫！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立于天地间也才具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的伟大人格精神与力量。倘若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能则天而行，以天地的法则建构发展起如此强大与伟大的精神和力量，在当今世界的角逐中岂能不胜乎？中国的现代复兴岂能无望乎？
道济天下龙图腾
但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生生、富有的民族，而不是一个追求虚无、死灭、空寂的民族。它不仅在精神上是强大的与伟大的，而且有着巨大的知识与智能。凡是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能够创造的东西，它都能创造；凡是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能够知识或认识的领域，包括器物领域，它都能够知识或认识。但这仍然必须有形而上的文化大道思考，或者说必须有形上文化大道作为普遍的理论基础与根据。现在的知识论哲学，以及整个的科学技术理论与知识，仍然是孤零零的知识，仍然是广大悉备体系中孤零零的知识片断，而不是以哲学普遍理论为基础的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或知识体系。因此，它只能解决人生浅薄的物质需要，而不能作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人生之理，不能成为人类完整、统一的生命哲学或性命之理。试想，人的理想、信仰和信念能够建立在孤立的知识系统上吗？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能够以浅薄的生物学知识为依据吗？人的自由或对命运的把握能够建立在现代量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上吗？以及那“天地之大美、四时之明法、万物之成理”能够以某种具体的物的科学知识为依据、为标准吗？更不要说那不可知识、不可逻辑、不用之用、无用之大的道体存在及其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的真理性了。整个近代以来的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家，特别是当代的分析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皆以清除形而上学的庞大价值体系为己任，皆以清除各种价值判断和意义的存在为己任，剩下来的只是赤裸裸的事实，只是不携带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可以逻辑、经验、实证的知识，只是孤零零的知识。他们自以为这样的哲学最符合理性，最准确无误和可以把握，然而却不知把哲学搞成了知识的片断，把人生搞成了知识的片断。人生靠孤立的知识系统是无法把握的，社会靠孤立的知识系统是无法维系的。不管现代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的哲学家、分析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怎样嘲笑形而上学，嘲笑本体论及其庞大价值体系的无用，并无情地、彻底地和全部地抛弃了它，但是现在这些哲学全部加在一起，在维系人类幸福、安全及社会历史均衡、和谐、稳定方面，也无法起到形而上的本体论及其价值体系所能起到的作用。中国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正是这样一种哲学理论和价值体系。它不仅提供了广大悉备的知识，以及为这些知识将来发展成为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提供了普遍的理论根据，而且作为强有力的价值体系维系了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和绵延。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的竞争中，要想求得生存、发展和复兴，自然不能忽视科学知识、逻辑细目及生存中的种种实际问题，但是决不能放弃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及其价值体系，即使是那些属于知识论的具体问题，也是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存在的向下落实问题。因为它是真知至知，是根本的知识或最高的知识。西方选择的是力的哲学而不是德的哲学。中国不仅选择力的哲学，更选择德的哲学；也就是说，不仅要选择知识，更要选择指导知识，指导灵魂、欲望、意图和价值目标的本体论、价值论学说。以龙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要想不浅薄、不懵懂，要想有坚实的生存基础，并求得生存、发展和复兴，就必须遵守宇宙的法则，就必须依靠由此发展出来的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及其价值体系：不仅用它的中心概念作知识的或逻辑的分析，解决物质的生存问题，还必须用它的价值理想和信念，作为生活的指南，以解决社会、文化、人生的根本问题。惟其如此，中国在走向现代社会时才有根有本，才富强有望、复兴有望！
与知识相关，还有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西方近代以来，正如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家在知识论中清除了形而上学及一切价值判断，使之成为可以经验实证的知识一样，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也在经济领域清除了“道德”及一切价值判断，使之成了赤裸裸的经济事实或经济规律。其目的乃在于说明经济的发展与道德，与本体存在是无关的，或者说伦理学家、道德学家、形而上学者永远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这种看法无疑把人当成了与价值无涉的经济动物，而不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恰恰是文化的主体、价值的主体，他们的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带有价值判断的，都是受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政治理想以及各种价值观念支配的。而这些信仰、信念、理想、观念恰恰是深深扎根于他们文化中的，恰恰是与他们的哲学本体论相联系的。经济能不能发展，或发展的快慢，固然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然资源、地球环境、人口及科学技术状况有关，但它的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理想、信仰、信念、观念以及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饱满的热情和全部身心的投入，却更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中，不论是印度、日本、俄罗斯、伊斯兰国家，还是非洲、拉美国家，都是受文化意识支配的，特别是宗教信仰及其伦理道德观念。而且接受这些宗教文化意识的人并不只是无知的百姓，很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训练的经济、技术人才。由此也就可知宗教信仰及其伦理道德观念在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占有怎样重要的地位及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了。而这些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恰恰和哲学本体论联系着，恰恰和哲学本体论发展出来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价值精神联系着。如此来看，又怎么能把经济的发展仅仅看成是经济本身的事呢？又怎么能仅仅看做是与价值判断无涉的赤裸裸的经济事实与经济规律呢？中国的经济思想原本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儒家有小儒与大儒、鸿儒之分。小儒即文学之儒，专工翰墨，以文章名世。大儒、鸿儒即经济之儒。其为学，法于天地，经世致用，正本清源，匡世佐治，并与时变化，知于进退。他们大都是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匡扶宇宙、经纶天下的圣贤。儒学的这种分法虽未必妥当，但它也说明中国儒家对“经济”二字的看法，即它并不仅仅是经济事实，并不只是商品的经销与买卖，而是经世致用之学，是知周万物、道济天下之学。商品的经销与买卖是商贾的事，经济之儒虽然也要管，但仍然是以德为本，以财为末，以义为上，以利为下，而不是像西方某些经济学家把整个社会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利害关系。只讲经商而不讲道德，只讲利害而不讲是非，这样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是被看不起的，因为他们是一批重利忘义、惟利是图的俗人而已。故荀子说：“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发展经济并不只是挣钱的事，也不只是聚敛财富的事，而是经国家、抚百姓、经世致用、道济天下的大事。因此，它必须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然后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造国家百姓之利；必须先慎乎德、立乎义，有德有义才能有人，有人才能有土，有土才能有财，有财才能有用。而这一切都是和中国的以龙文化为源流的民族文化大道密切相关的，或者都是由它往下落实的。若放弃大道本体的存在，放弃由此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存在，一味地去挣钱，一味地聚敛财富，及至财聚而民散，或者整个社会悖于大道，沦于利害，则经济既不能发展，国家民族亦无法维系矣。“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一个没有伦理道德的国家民族是无法维系的，其经济的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惟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大化，经世致用、道济天下，才能真正安天下之民，建富有之业，生生不息、日用长久。
中国的现代复兴，精神上的强大与伟大也好，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知识也好，但最重要的还是教育问题，还是教育有没有本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废科举，办学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求国家民族之富强，这都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西方近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基础上的，即把人看成是生物有机体，看成是刺激反应者，看成是可以获得经验意识者，即人的整个经验意识都是外部环境刺激—反应的结果，都是有机体在一系列连续的感官刺激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体验、下意识或形成的种种观念。这种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虽然在要以人性中永恒普遍的原则建立一套合理的社会文化制度方面，以及通过理性化、工业化不断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要求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人看成是生物有机体，看成是刺激一反应者，并以此制定各种法律制度以及各种奖惩办法，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精神鼓励等等，基本上是把人看成了经济动物，而不是具有灵明之心的存在者，特别是对人性中追求物欲满足等等的所谓“恶”作了价值肯定之后，更是如此。西方近代以来虽然还有先验论、唯理论的教育哲学思想，但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种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思想。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支配下，整个西方现代教育把人变成了刺激—反应的试验品，变成了为现代化工业生产及谋取商业利益而培训的行为工具。人只要能从事这种工具性行为，只要能变成整个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也就够了，至于天地性命之理，至于更广大精微的道德与学问，那是用不着管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有所谓的高级人才，也培养高级人才，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但这些人才也只是追求经验实在知识的、现在或者将来能够为企业资本家赚来更大利润者，如高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而不是匡时济世之才，更不是追求天地性命之理的人。整个西方现代教育都是要人追求经验实在，追求浅薄的物质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存在。即是一些哲学家转向内心世界追求新的形而上学或本体存在，如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巴尔特、蒂利希等一批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但由于他们所强调的只是个人内心的自由及自我价值的关心，因此从本质上说，这种教育哲学更是培养人疯狂地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利益，追求我行我素或我就是我自己，而不必得到别人的确认。如果说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对“有”的追求只是浅薄的物质实在的话，那么这种非理性的存在主义哲学则把“有”的追求变成了疯狂的占有或拥有，变成了通过掠夺、聚敛构成自我存在的方式。它的惟一目的就是占有对象，以填补自我存在的空虚。西方教育也有好的，也有伟大的。但现在西方流行的教育，则是培养“小人”的教育，而不是造就大人的教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以龙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和哲学要求人在天地间做人，而不是在枝枝节节上做人。在天地间做人，谓之大人；在枝枝节节上做人，谓之小人。所谓西方培养“小人”的教育，就是培养人在枝枝节节上做人，就是席勒所说的，把人割裂成孤零零的片断，而不是培养完整的人，不是培养在天地间做人。在天地间做人就是按照天地的法则做人，就是要有无所不覆、无所不载的天地之德，就是要“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就是要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居上下骄、居下不谄、刚健中正、大行于天下，就是要至诚不息、与天地参、与万物化、浩然与天地同流，就是要正己正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达则兼济、穷且意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小人在枝枝节节上做人，则得之嘻嘻，失之戚戚，骄下媚上，“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中国的教育，如果不能立足天地法则的大根大本，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介然有所知、行于大道的人，尊道德而致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独立不倚的人，齐家、治国、平天下、参赞天地万物化育的人，而只是培养一些自私自利的人，追求刺激—反应的人，没有公共道德而我行我素的人，行于物或被物所困的人，精神低下、行为猥琐的人，试问，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复兴吗？绝对不能的。教育就是教化，就是化育，就是以天地之道和万物化育之理教育教化人民。这天地之道、化育之理既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又是知识的所在，既是本体论、价值论，又是知识论。只有以此教育教化人民，使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才能知根知本，才能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才能正己正物、尽心尽性、赞天地万物化育，才能达到化成天下的伟大目的，中国的现代复兴也才有希望！只教书不教人，只教知识不教道德，只教枝枝节节的小知识而不教化育万物的根本道理及在天地间做人的大学问，是不行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人之道，“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大道的存在，本体论的存在，只有经过教育才能化为人民的精神与行动。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并且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若能教民以天地之道、化育之理，使其在天地间立定脚根，逐一去落实，去参赞，去化育，如此奋斗上半个世纪、一个世纪，或者更长一点时间，中国岂能不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