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髀算经》成书以来的两千年间（这里暂且不论近代学者对其成书年代考证的确实性），学者们皆奉盖天说为伏羲所创。自『西学东渐』，人们开始逐步对西方天文学有所了解。所谓『西学中源』说就开始在一些儒者和士大夫甚至皇帝（如康熙）中兴起的，其中清代的大儒、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就是集大成者。这里我不讨论『西学中源』的是非，而是说明如梅文鼎这样的大儒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的。其中之一就是《论周髀所传之说必在唐虞之前》就是一项被濮阳西水坡考古发现所证实了的。到了二十世纪上半页，否定中华古史和古文化的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三皇五帝被顾颉刚等『推翻之了』，伏羲当然是被全盘否定了。
一. 画卦作《易》与圭表测天
前面已用第四十五号墓解释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八卦的方位和分、至、启、闭八点的关系。那麽这八点的时间和方位又如何测定的呢？这又涉及到墓中的盖图、二十八宿星象图，即又涉及到盖天学说和《周髀算经》中的天文学及其测算问题。
为此，首先要将画卦作《易》与《周髀算经》中的圭表测天的关系作些考证。前文已论及，在西水坡第二组摆塑蜘蛛旁的『石斧』应为测日影所用的圭或土圭的象徵物，圭与其相垂直的表配合使用，通称圭表，是古人用於天文测量的重要仪器。古代观象授时和确定节气的方法，除了观测北斗、大火及参罚等恒星运行外，还采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此法除可测定冬、夏至等节气外，还可测方向和地理纬度及天球的黄赤交角。这当然也是该墓主用圭表测天的证明。
《说文》曰：『卦，所以筮也，从卜，圭声。』一望而知，『卦』是由『圭』和『卜』组成。卦和圭当然有密切的关系。据《辞源·圭》载：『圭，‘卦’的古字，象形字。古人卜筮，必画地识爻，其下之一象地，其上之十，一纵一横，象画之形。土上又作土，象画内卦又象画外卦。』依此解释『圭』字则是卦画之象形字。这种解释与近年来在甲骨文、金文和竹简中发现的筮卦或数字卦符号颇相吻合。也可认为『圭』字就是数字卦的象形字。有关数字卦符号的考古发现颇多，可参阅张政先生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四期）和徐中舒先生的《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载《古文字研究》第十辑385 页）等文。徐文认为：『数占出于历数，《汉书·律历志》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所阐发……历数从诞生之日起，与巫术就是分不开的。』笔者非常同意这种看法。
卦是由阴『－－』阳『━』两符号组成，在筮卦过程中，爻之阴或阳则取决于数，而数又取决于筮法所得的结果，从现代计算机科学的观点看，筮法就是一种算法(Algorithm) 。这就将卦、数、算联系起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数字卦或数占。《易·系辞传》所云之筮法：『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手力（le）〗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le）而後挂』就是一种算法，也就是一种数占或数字卦。从中可明显地看到，数字占与历法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这些筮法或算法就是为计算历法而设计的。就是说，最早的数字和算法乃至全部数学，包括几何学及三角测量等都是因制定历法而产生的，也是为历法的精确化而服务的。这也是易、历、数的关系。
拙作《筹算源于筮卦说》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该文成于1987年五月前，是为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秦九韶《数书九章》成书740 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国际会议’而作。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濮阳西水坡发掘简报》尚未公布，拙文仅将此算法的创始年代定为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现在看来，筮法和最早的算法均始于伏羲。即将人类的计数、计算和算法史提前到公元前6500年前。
『卦』字还有其他的解释，如《易纬》曰：『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而《正字通》曰：『测术有曰（zhuan）术者，言挂于空中而算得之』。这显然是指测量术及其计算。那麽，这种挂于空中的又是测算什麽呢？这可从甲骨文找到答案。在殷墟卜辞中出现『立中』一辞的次数较多，如：
『庚寅卜，永贞：王立中。』（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7.22.1）
『……卜，争贞：王立中？』（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972）
『…贞：我立中？』（董作宾：《小屯·殷虚文字乙编》7741）
『贞：来甲辰立中？』（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7.16.1）
『…丙子，其立中？亡风？八月。』（胡厚宣：《甲骨续存》2.88）
『……子，立中，允亡风。』（罗振玉：《殷虚书契续编》4.4.5 ）
『中』字在甲骨文里作『』，表示在一直立木柱（表）顶端挂旌旗以测日，其中的『口』即表示日，下面的表示日影，『中』为正天中之意，即正午，这时旗帜，表和旗影正在南北一条直线上。由以上的殷墟卜辞可见商王对立表测影的重视。这也是卦与立表测时的关系。这一传统直到现代还保持在民间的算卦中，如算命卜卦都要报时辰。
天安门前东西两侧的华表上端各有一对如鸟翅膀形的，就是古代表顶旌旗留下的痕迹。东西两侧各立一表，谓之『桓表』，这也是古人测定时间和方向的工具。在过去较大的寺、观及县或县级以上的衙门前都有立双表的。『桓』在甲骨文中作『‖』，立双表之意。如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8.14.4为：『丙戌卜，我贞：我‖？』等（以上有关甲骨文的材料取自温少峰、袁庭栋二人合著的《殷墟卜辞研究 ━━ 科学技术篇》83年12月四川社科院出版）。
以上所论的是卦、表与圭的关系。下面再重点谈『圭』。
《周礼·地官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阴阳之所会也』。郑司农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立表处大南近日也；日北谓立表处大北远日也』。又云：『土圭之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戴震说得更明确：『测土深以南北言，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古者宫室皆南向，故南北为深，东西为广』。贾公彦疏云：『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度土之深。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
而冬至日中，表影一丈三尺。
《周礼·春官典瑞》曰：『土圭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
《考工记·玉人》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可见，土圭为玉石所制，用于时间、地点的测量。『测土深』就是测地理纬度，『求地中』就是寻找适合的地理纬度以便建立王都。
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圭和表字，但金文中的『圭』字为二『士』相重，上『士』字古作『┻』示地上插杆为表，下『士』为日影。故圭的本义是木表及其投射的日影。
唐兰先生在其《中国文字学》中也认为：『‘士’字古作┻，本象阳性的生殖器形。』这与将墓主的阳性的生殖器置于天北极处相合。
《周髀算经》亦云：『《周髀》者何？陈子曰：‘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赵爽注：『谓周成王时以治周居王城……土圭测影，不缩不盈，……然后可以建王城。』又注：『言周都为四方之中』。可见，《周礼》和《周髀》均将周都王城视为地中。
但其究竟在何地其说不一，郑玄以为在阳城；马融以为在洛阳。
从《周髀算经》与第四十五号墓看这个传统应始自伏羲。
由此可见画卦作《易》与圭表测天是密切相关的，最初均为伏羲所创。
二．《周髀》之盖天说与浑天说
《周髀》之盖天说与浑天说的争论已长达两千多年，现在似乎又成了学术界的热门，1958年钱宝琮先生在其所著《盖天说源流考》（载《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377～403页）中有详细的分析和计算。著名的天文学史家薄树人先生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4 期撰文『再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具体总结成十条，肯定了钱氏的分析。薄氏还认为：『除了由于《周髀算经》作者认识的局限性及基本假设的错误外，该书中所以会出现许多矛盾的、非实测的数据，这个情况表明，在《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建立以前，已经有浑天说和浑仪的存在。』不久，金祖孟先生又在该刊1991年第二期发表『三谈《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持与以上薄文相反的看法，认为盖天说『先进于浑天说』。
冯时先生在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中，结合Ｍ45号墓的考古事实，提出了关于盖天说及二十八宿的新见解，将这项研究推到一个新阶段。他认为：墓形为一盖图；墓南的圆弧形墓壁为春秋分日道，即《周髀》所谓的『中衡』；东西两侧的蚌龙和蚌虎，为星空东宫苍龙和西宫白虎之象；并将盖天说及二十八宿的『滥觞期』推到公元前四千年代对此，笔者极为赞佩！请读者参阅。
下面讨论的是另外几个问题：即盖天说为何人所创？《周髀》中之盖天说与Ｍ45号墓中《伏羲盖图》之比较；盖天说与浑天说的关系如何？从而证明该墓主是伏羲。
三．何人创立盖天学说
何人创立盖天说，在古代史料中早有记载：
《周髀算经》一开头就说：『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窃闻乎大夫善数也。请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赵爽注曰：『包牺，三皇之一，始画八卦……闻包牺立周天历度，运章（〖艹部〗读 bu ，以下作“部”字）之法。』《周髀》卷下又说：『立二十八宿，以周天历度之法，……以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即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各置二十八宿』……『分度以定，则正督经纬，而四分之一，合各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5／16）』。由此可见， 所谓『立周天历度』有两项内容：一是将周天划分为二十八宿；二是将周天分为 365.25 古度并四分之，各为 91.3125 古度。
这两项都是中国历法的基础。虽然《周髀》卷下并未说明这些是何人所创，但不难由《周髀算经》开头所说和其赵爽所注推得这些皆为『古者包牺』所创立。
关于伏羲创《周髀》及盖天说，《後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蔡邕表志》和《晋书·天文志上》都有同样的记载：『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汉灵帝时蔡邕於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唯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法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磐，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溃，三光隐映，以为昼夜。』
依此说法，盖天说或《周髀》中用勾、股、表测天以定分至点等方法在伏羲时代就已被应用了；而且据我下面的推算，《周髀》中的有些数据就是那时在濮阳测定的。
《周髀》所言实际是指伏羲已测得太阳的视运动周期，精确地说是太阳两次经过冬至点E 的时间间隔为365.25日。通常称此为回归年。为了便于观测，又将那时沿赤道的星象按濮阳的季节的长短分为四象二十八宿。这一切，都符合竺可桢先生的研究结论。冯时先生在其研究中引用他的结论说：『四陆分主四时，但其宽窄颇不一致，东宫苍龙为春，75度50分；北宫玄武为冬，101度10 分；西宫白虎为秋，75度40分；南宫朱雀为夏，112度20分。竺可桢先生发现， 各陆所占的度数与黄河流域四季各季的长短非常符合。所以四陆的划分当随四时的产生而确立。』冯时又说：『竺可桢先生曾对二十八宿与天球赤道的最佳会合年代做过计算，结果当公元前4510年 ～ 2370年间最多，达十二宿，如果计入部分或全部在南北赤纬10°间带形区域内的宿数，则多达十八至二十宿。这个年代范围与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恰好相当。』这就使《周髀》的记载、Ｍ45墓的考古事实和竺可桢、冯时的研究结论统一起来了，也使《周髀》所说的『包牺立周天历度』得到了考古证实。无疑Ｍ45墓主就是伏羲。
而《周髀》所谓的『正督经纬，而四分之一，合各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则相当于《易》之所谓『两仪生四象』，这就是墓图所示的 CPC’ 及其垂线EPF 将周天四分，每部分91.3125 古度，例如太阳从春分点 C’ 到夏至点 F ，或由夏至点 F 到秋分点 C 等……都相隔 91.3125 日，这是根据太阳在恒星间的运动来划分的；而以上四宫宽度的划分则是根据濮阳的气候来划分的。这些也都与Ｍ45号墓的情况相符。
何为赵爽所注之『运章部之法』呢？据《後汉书·律历志·下》载：『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部。以一岁日乘之，为部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部为纪。』
依此说，伏羲已制定了十九年七闰的阴阳历。值得注意的是，要制定这种精确的阴阳历不仅要精密地测量回归年的日数，还要精密地测得一个朔望月的周期为 29.53085 日。这在当时可能吗？对此问题尚待今後进一步研究。在後续文章中我将再讨论到这一点。
由于伏羲既是《易》之经、传框架的建立者（这将在後文中论及）又是盖天说及历法的建立者，而《易》之基础阴阳概念那时已渗透在人们活动的各个领域中，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当然历法也只能是太阴和太阳相结合的阴阳历。这在赵爽所注的：包牺『运章部之法。』得到了说明。因此，伏羲画卦作《易》和『立周天历度』都在第45号墓中得到证实。无疑该墓墓主就是伏羲。
四．《周髀》盖图与《伏羲盖图》之比较
冯时先生的研究将盖天说及二十八宿的『滥觞期』推到公元前四千年代。按照通常的推理，『滥觞期』的理论是简陋的，数据是粗糙的甚至错误的。但事实上，经对Ｍ45号墓的《伏羲盖图》的粗略测算後发现：该墓的盖图及数据比《周髀》盖天说及数据要科学、合理、精确得多！
此处先就《周髀》的盖图与《伏羲盖图》的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首先，比较二者的中衡与日照半径之比，以解决哪种盖图更科学合理？
《周髀算经》云：『冬至日道径四十七万六千里』。这是说外衡的半径是238000里。又云：『凡径二十三万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径也』，这是说内衡的半径是119000里。又云：『从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万九千里』，这是说从夏至日道到冬至日道的距离是119000里。
于是计算中衡的半径就有两种方法：一为取内衡和外衡的平均值：
即 （238000＋119000）÷ 2＝178500 里。
二为内衡加内衡到外衡距离之半：
即 119000＋（119000÷2）＝178500 里。两种算法的结果相同。
就是说《周髀》盖图中衡的半径是 178500 里。
《周髀》又云：『日照四旁各十六万七千里』。这是说日光照耀的半径是 167000 里，这实为青图画的半径，简称日照半径。
故《周髀》的中衡与日照半径之比是 178500／167000＝1.0688 。
由于《周髀》的中衡半径与日照半径及地中与天北极间的距离等数据的不合理，这就使其盖图出现了春、秋分时的昼长只有夜长的一半的现象，这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这在钱、薄二文中都谈到了。
下面是对Ｍ45墓盖图的实际测量结果：
按冯时先生的研究结论，以P 为圆心的圆弧 AEA’ 为春、秋分日道即中衡，经多次在墓平面图上作图和实测并用图上的比例尺换算所得结果是：
Ｍ45墓的中衡半径 ＝ PA ＝ PA’ ＝PE＝PF＝PC＝PC’ ＝ 1.13 米
又按冯时先生的研究结论，大圆弧 BALA’B’ 是青黄图画的分界线，据此作图，其圆心是 P’ ；即 BALA’B’ 以北为青图画，是白昼的日照区；其南为黄图画。按《周礼》和《周髀》的说法，P’ 应为周都王城的立表测天点。
经测量换算得Ｍ45墓的青图画半径或其日照半径是：
P’B ＝ P’A ＝ P’A’ ＝ P’B’ ＝ 4.40 米
于是Ｍ45盖图的中衡与日照半径之比是 1.13／4.40＝0.2568 。
若二者的中衡半径相同，都是178500里，则按此比例计算，Ｍ45墓的日照半径约为 695093 里，这是《周髀》日照半径的 3.894 倍。
显然，Ｍ45盖图比《周髀》的盖图要优越得多，合理得多。冯时先生在其《研究》中说：『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依照墓穴的实际尺寸，这张盖图所表示的昼夜关系非常合理，特别是春秋分日道，其昼夜关系的准确程度简直不差分毫。这比《周髀算经》所复原的盖图更符合实际天象。』
对这段论述，笔者完全同意，但要补充的是，Ｍ45盖图不仅完全克服了《周髀》盖图的上述缺点，而且以准确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表示出天文观测的晨昏蒙影时间。
由Ｍ45号墓平面图可看到：墓主的左坐骨处P 点为天北极，以P 为中心的圆 ECFC’ 为中衡，即春秋分日道，圆内的天区即为太极。 在此圆周上，A 为古人所使用的晨光始点，C 为东方日出点，亦即秋分日躔点；A’为昏影终点，C’ 为西方日落点，亦为春分日躔点。由于 ∠APC＝∠A’PC’≈12°，不难计算，由日落地平线到天空全黑以便于观测天象所经历的时间大约是 48 分钟。这个古人所定的太阳在地平线下的角度和时间正在现用的民用晨昏蒙影及天文晨昏蒙影的中间。这说明早在六千五百年前伏羲的盖天学说中，青黄图画的分界线是以能否较清晰地观测星空为准，而不是以日出或日落为准。这与现代天文观测规定非常相似。现代规定是太阳在地平线下 6°，纬度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春分时这大概是日落後 26 分钟为民用昏影终；太阳在地平线下 18°，这相当于日落後 88 分钟为天文昏影终。
如何解释 6500 年前的《伏羲盖图》明显优于两千年前的《周髀》盖图呢？
这不仅是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而失传，也是由于这事关天命与王权的传承，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墓主伏羲的远远超越时代的深邃的思维方法和精密的科学方法没有被後代人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导致他所创立的科学的盖天说失传。Ｍ45墓盖图明显优于《周髀》盖图，也证明了盖天说的真正发明人就是墓主，按『周髀者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无疑墓主就是伏羲。这不单证实了墓主是伏羲，也证实了庖牺氏创盖天之说和立周天历度是真实的，是有考古事实证明的。Ｍ45墓盖图的研究也恢复了庖牺氏所创立的盖天说的本来面目。
五．黄赤交角和濮阳地理纬度的测算
本节的目的是依据Ｍ45墓图实测数据计算的黄赤交角和濮阳的地理纬度并与《周髀》的相应的数据比较，以解决《周髀》中的这些数据是在何时何地所测？
前已说明时 P’ 为《周礼》所谓的“地中”，即伏羲的立表测天点。∠BP’P 或∠B’P’P是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量所得之黄赤交角。下面再根据墓图的实际尺寸用三角学原理来较精确地测量这个角。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可量得北极到地中（观测点）的距离：
PP’ ＝ 4.02 米；而 BP ＝ B’P ＝ 1.79 米。 所以
∠BP’P=∠B’P’P=arc tg(BP/PP’)=arc tg(1.79/4.02)=24°00’07”
或∠BP’P=∠B’P’P=arc sin(BP/P’B)=arc sin(1.79/4.40)=24°00’18”
公元前4510年的黄赤交角ε可按公式：
ε＝23°27’08”.26－0”.46845(ｔ－1900)
算得伏羲时代的黄赤交角是 ε＝24°17’11” 。这表明，∠BP’P 和∠B’P’P 决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表示一个重要天文学常数，这只可能是当时的黄赤交角。
以上计算是简略的，可能与Ｍ45墓的实际尺寸有误差，也没有考虑长度测量误差和大气折射误差等，而且所用的墓图的尺寸和比例尺也未必十分精确。这些问题还有待西水坡遗址及Ｍ45号墓的精密测量结果来解决。但仅从这些数据看，其精度就足够使人确信，Ｍ45墓中的黄赤交角就是六千五百年前所测。更重要的是这个角度与钱宝琮先生按《周髀》数据所算得的黄赤交角ε＝24°01’54” 非常接近，也可认为《周髀》的这些数据与Ｍ45号墓的数据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地点所测的同一组数据，这就不能不使人瞠目结舌了！
钱宝琮先生根据《周髀》之『周髀长八尺』和『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的记载，算得测量地点的纬度是 35°20’42”，而黄赤交角ε是 24°01’54”，这与周都王城，即今洛阳县西北十里的实际纬度34°45′ 及当时的黄赤交角相差较远（请参阅钱文：《盖天说源流考》）。东周开始于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按照以上公式，那时的黄赤交角ε是23°47’59″。故钱文认为这些数据可能不是在周都所实测的，而薄氏还认为这是『迁就浑天说的某些数据』。
但我认为这只能说不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周都所实测，而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和地点所实测。
根据地图的粗略测量，濮阳的纬度大约是北纬 35°42′ 。由此可见，由墓图实际尺寸所测得之黄赤交角与用现代天文学公式算得之六千五百年前的黄赤交角，以及濮阳的地理纬度与钱宝琮先生根据《周髀》所算得的黄赤交角及地理纬度都非常接近。即建墓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接近按《周髀》数据算得的时间和地点，或者说建Ｍ45号墓的时间和地点，就是这两项《周髀》所载这些数据的观测时间和地点。即如果将这两项《周髀》数据『迁就』到 6500 年前的濮阳，则此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因此可初步得出结论，《周髀》的这组数据就是墓主伏羲氏于六千五百年前在Ｍ45墓的 P’ 点所测。
如果真是这样，那麽『包牺立周天历度』，『立二十八宿』及『蔡邕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就被西水坡Ｍ45墓的数据所完全证实了。当然也证实了墓主就是伏羲。
从墓中的蚌塑龙虎看，至晚在 6500 年前，东西两象各宿已大体完备。特别是东宫苍龙，与《易经·乾卦》之『六龙』相合。这就很自然地把墓主与画卦作《易》及《周髀》之『立二十八宿，以周天历度之法』联系起来了，就是说，此二者皆表现在同一座Ｍ45号墓中，皆为伏羲一人所创，墓主舍伏羲之外，其谁？
看来从伏羲『立周天历度』到《周髀》成书的四千年间，早期因没有文字记录，有的数据虽然保存下来了，但被後人所误解；有许多则因为没有看到伏羲或其继承者的原作即西水坡遗址和Ｍ45墓而不理解而将数据修改了，如盖图的内、外衡及日照半径等。到了近现代，由于西方思潮的涌入，伏羲有否其人都被怀疑了，更不用说他那远远超越时代的科学体系早就被他的不肖子孙们由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盲从和对自己祖先科技的轻视或不理解而当作『糟粕』而『批判』掉了。要不是西水坡遗址和Ｍ45墓的发现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它的精密研究考证，很可能人类永远不会知道在 6500 年前的中国还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巨人的存在。
六．盖天说、浑天说与Ｍ45墓的关系
在已持续长达两千多年的盖天与浑天之争中，笔者不敢妄评孰优孰劣，而认为二者是互补的。但认为薄氏所言之『盖天说建立以前，已经有浑天说和浑仪的存在』极为可信。人类自直立以来，由于生存和好奇的本能，就要仰观天空和俯察大地，这必然会得出天是圆球形的观念。人类的球形概念最初来源于仰观天空的日月，其後是俯察大地禽、虫之卵及河中的鹅卵石。从人类认识发展规律和考古发现的事实看，也是如此。如已十多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山西省的许家窑人类文化遗址就发现了加工精细的石球多达1079个；在新石器时代，郑州的大河村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三期315 页），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四期461 页），四川巫山的大溪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四期483 页），都发现了实心或空心的甚至还有带『经纬线』的陶球。
在史料中也不乏球的记载，除《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外，还有《禹贡》之『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为球琳琅』。今陕西大荔县周围属古雍州，可见夏代时这一地区就要向王朝进贡『球琳琅』之类的宝石玉器，其中就可能有刻有星象图案的『天球』。
依陈立夫老先生的看法，『天球』也是一种玉石器。玉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并不少见，有的学者认为在青铜时代之前有一个玉器时代。比较有名的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较早的是河姆渡文化的玉器。据1995年六月十九《光明日报》第二版载：『新华社呼和浩特６月17电：题【内蒙古发现八千年前的玉器 我国玉文化史又有刷新】：从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玉器，其产年代远在距今 8000 年左右前新石器时代中期，这比以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玉器要早 1000 年。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于东北西辽河、大凌河流域。近些年来，在北至吉林西南边缘，南抵燕山南麓的地域，已发现明显具有这一文化特徵的遗物。作为我国北方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许多兴隆洼文化遗物特别是玉器，日渐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列为热门研究课题。专家们预料：「年代更早的玉器，将发现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
由此看来，玉器文化至少有八千多年的历史。这已在建Ｍ45号墓之前，我认为，玉器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由更古老的细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由近来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发现的一批一百六十万年前的细石器和骨器证实，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可追溯到160 万年前（请参阅1994年四月六日《中国科学报》头版『我发现一百六十万年前的细石器』）。看来，在十三万年前在玉石上刻制精致的天球是完全可能的。
人类最原始的宇宙概念来源于对天地的直接观察所产生的直觉。现在看来，早在十三万年前，人类就有直觉的天圆地平的概念，将三角形北斗魁刻在天青色或黑色球形石头上，这就是『天球』，也是最早的浑天说的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根据Ｍ45号墓中星象的方位和北斗的方向看，显然观察者已认识到他的位置是在球体的中央，是在此天盖之下，也是大地的中央，而他是在仰观一切日月星辰则是在球面上运行。这就是说，天是盖在大地上的，或者象把大伞（注：李约瑟博士将『盖笠』译为伞）盖在大地上，盖在天下所有的人头上。所以该星图的星象相对方位与现代天球仪上恒星的相对方位相同，而与地图的方位相反。这当然就是盖天说。所以最原始的天圆地平概念是不分盖天、浑天的，是盖天浑天合一的。
说这种概念之所以原始，是因为它是出自十三万年前人类的直觉，但它却是科学的，它与现代天球仪和现代星图的原理完全相同。所以从『伏羲星图』上看到的星象的相对方位与现代星图相同。而实际仰望天空所看到的星象的方位是南北方向相反，东西方向相同。这说明最初刻画天球的人，已经认识到人是在天球的中央而成为『地中』。
到了距今六千五百年前，伏羲当然也要观测天象，并与天球上的星象作比较，为了观测星辰的位置，就根据天球的启发和天圆的观念制作了浑天仪，为了观测太阳的位置，又制作了圭表。这样才可能根据精确的测量数据来制订历法。以上所举《周髀》的数据就是公元前四千多年伏羲在濮阳所测。为了将球面上的星图画在平面上，就将太阳在春、秋分和冬、夏至日道画在平面上，这就成了Ｍ45号墓的盖图，此即《伏羲盖图》，这也是《周髀》盖图之源。这与前节所论述的伏羲因得天球而画八卦的道理是一致的。因此，就中国传统的天学系统而言，盖天说和浑天说都是出自伏羲，而盖图是浑仪的平面化，这就象现代以北极为中心的星图是现代天球仪的平面化一样，而苏州石刻天文图正是这样一种星图。而盖图上的内、外、中衡，则是天球或浑仪上的夏至、冬至和春、秋分的日道。因此我还推测：伏羲最初所作的盖图应为《三衡图》，而不是《七衡六间》，即中衡表示春、秋分日道；内外衡表示夏、冬至日道。
到了西周时代，《尚书·顾命》所说的『天球、河图在东序』，是在『成王将崩』康王即将继承王位的时候（约公元前 1026 年），这说明那时的『天球』已成为天命和王权的象徵。
以上所引蔡邕所表之『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法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者，显然就是『天球』或『浑天仪』。所不同的是：一是用铜制成的；二是其上的星象及天文数据可能更精确，但因测量的时间和地点都发生变化，数据也可能与过去的不同；三是『官有其器而无本』，就是说在官府的观象台虽有『天球』或浑仪的实物，然而已无人知其原理及用法了。
据《後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蔡邕表继续曰：『书前志亦阙。而不论臣求其旧文连年不得，在东观以治律未竟，未及成书，案略求索，窃不自量，卒欲寝伏仪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数，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著成篇章。罪恶无状……两绝世路，无由宜博问群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以裨天文志撰。』
蔡邕（132 ━ 192），东汉陈留人，此表约书于公元180 年前後，李约瑟称『他本人是个成熟的天文学家』。在他的时代浑天说尚且几乎失传，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代的天球或浑仪的失传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此我认为浑天说的滥觞期很可能与Ｍ45墓的星象年代是同一时期，即十三万年前。到了伏羲时代，因为得到了古天球，则将其数量化、精确化、平面化使浑天说和盖天说成为一个如Ｍ45号墓那样精确、完备的系统，有很多都已超过了後来的《灵宪》和《周髀》等书的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人合一及天地人和谐关系的重视，决定了对天象观测的重视，也决定了各种天地关系的学说，即所谓宇宙模型或宇宙学说出现甚早。可见，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善于思维的民族，早在发明文字之前，就提出了相辅相成的浑天说和盖天说。这无疑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宇宙结构理论。而Ｍ45号墓所表现的则是浑天说和盖天说的综合结果，当然墓主就是创立浑天说和盖天说的伏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