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十二属相中,龙是自然界中没有的神物,是人们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的结果。龙之外的十一个属相,都程度不同地进入了龙的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简称“容合”)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了羊。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从距今一万年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四千年左右。这个时代是由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主体形成的时代。龙诞生、演进于这个时代,是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和中华民族主体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而羊,也以其既可猎又宜牧的特性,参与了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从而在源远流长的龙文化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前身是炎黄部落联盟,炎黄部落联盟的前身是伏羲女娲族团。伏羲是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的肇启者和代表者,有“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之誉,又因其“以龙名官”、创立龙图腾被称为“龙祖”。而伏羲的“羲”就是一个“羊”字头。这个“羊”字头,说明羊对于伏羲族团的重要性,伏羲族团是崇羊敬羊的,其生产生活是离不开羊的。
炎帝是炎黄部落联盟的第一位领袖。《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从这段具有神话色彩的记述中至少能解读出以下信息:第一,龙文化在炎帝母亲生存的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能让这位母亲有“感”而孕;第二,炎帝是伏羲女娲族团的后裔,身上有龙族的血脉和龙文化的基因;第三,炎帝姓姜,姜姓以“羊”为字头,姜姓之祖是崇羊敬羊的。——有说法认为姜姓与古羌族有关。而古羌族则是当时居住在中国西部的以牧羊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故《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第四,炎帝母亲是在“常羊”感神龙首孕生炎帝的,“常羊”是一座山名,山名“常羊”,至少说明此山常有羊,是崇羊敬羊人的生息之地。
中华民族的两位人文先祖都既与龙有关,也与羊有关。那么,在龙与羊的关系上,有没有文献之外的文物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件属于商代的“爬龙柱形器”,其龙头就基本上是一个羊角上弯、羊须下垂的“羊头”,也就是说,这件文物是龙与羊的结合。出土于湖南宁乡,属于商代后期的“四羊方尊”,也是龙与羊结合的精美典雅之作:其器上下遍饰夔龙纹、龙面纹,其肩部四角突出四个犄角前卷的羊头,羊身延至尊腹,上饰龙鳞纹。出土于江苏徐州,属于汉代的“大吉羊龙凤呈祥画像石”,更是将羊文化与龙凤文化融为一体:对称的画面正中,是一个大大的气势撼人的羊头,羊面正向前伸,羊角对称下弯;羊头左右是两条瞪目张口、曲折回首、尾部穿璧而过,与对方身体相交的长龙;画面上方有一对相对而卧的凤凰。双龙相交、凤凰成对,有阴阳结合、婚恋美满、生命兴旺有续的寓意。
看来,龙至少吸纳了羊的三个文化意涵,或者说羊至少将三个方面的文化意涵贡献给了龙,这三个意涵可以精练为三个字:第一个字是“祥”。古文“羊”通“祥”,“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大吉羊”即“大吉祥”。为什么“羊”通“祥”呢?人们的膳食、祭祀、保暖等都需要羊,对以畜牧业为重要生存手段的人们而言,有羊就吉祥,多羊多吉祥。龙能够成为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吉祥物,其中就有羊贡献的成分,起码“祥”里有“羊”、“祥”来源于“羊”。第二个字是“美”。“美,甘也,从羊从大”。古人以“羊大为美”,即认为羊越肥壮其肉味越美。美由味而色而形而态,由外表美到内涵美,由情感美到思想美,中华民族是赏美爱美会美的民族,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龙之美体现、象征着中华民族之美。第三个字是“善”。“善”是会意字,从羊,从言。为什么“从羊”就“善”了呢?因为羊是温良的、和平的、乐群的、友好的。龙的精神追求,若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向上向善”,“向上”意味着刚健奋发、适变图强,“向善”意味着和平乐群、与人为善。这“向善”,就有羊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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