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十二属相中，龙是自然界中没有的神物，是人们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多元容合”的结果。龙之外的十一个属相，都程度不同地进入了龙的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简称“容合”）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了羊。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从距今一万年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四千年左右。这个时代是由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主体形成的时代。龙诞生、演进于这个时代，是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和中华民族主体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而羊，也以其既可猎又宜牧的特性，参与了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从而在源远流长的龙文化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前身是炎黄部落联盟，炎黄部落联盟的前身是伏羲女娲族团。伏羲是采猎经济向农牧经济转化的肇启者和代表者，有“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之誉，又因其“以龙名官”、创立龙图腾被称为“龙祖”。而伏羲的“羲”就是一个“羊”字头。这个“羊”字头，说明羊对于伏羲族团的重要性，伏羲族团是崇羊敬羊的，其生产生活是离不开羊的。
炎帝是炎黄部落联盟的第一位领袖。《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从这段具有神话色彩的记述中至少能解读出以下信息：第一，龙文化在炎帝母亲生存的时代就已经深入人心，以至于能让这位母亲有“感”而孕；第二，炎帝是伏羲女娲族团的后裔，身上有龙族的血脉和龙文化的基因；第三，炎帝姓姜，姜姓以“羊”为字头，姜姓之祖是崇羊敬羊的。——有说法认为姜姓与古羌族有关。而古羌族则是当时居住在中国西部的以牧羊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故《说文·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第四，炎帝母亲是在“常羊”感神龙首孕生炎帝的，“常羊”是一座山名，山名“常羊”，至少说明此山常有羊，是崇羊敬羊人的生息之地。
中华民族的两位人文先祖都既与龙有关，也与羊有关。那么，在龙与羊的关系上，有没有文献之外的文物证据呢？回答是肯定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件属于商代的“爬龙柱形器”，其龙头就基本上是一个羊角上弯、羊须下垂的“羊头”，也就是说，这件文物是龙与羊的结合。出土于湖南宁乡，属于商代后期的“四羊方尊”，也是龙与羊结合的精美典雅之作：其器上下遍饰夔龙纹、龙面纹，其肩部四角突出四个犄角前卷的羊头，羊身延至尊腹，上饰龙鳞纹。出土于江苏徐州，属于汉代的“大吉羊龙凤呈祥画像石”，更是将羊文化与龙凤文化融为一体：对称的画面正中，是一个大大的气势撼人的羊头，羊面正向前伸，羊角对称下弯；羊头左右是两条瞪目张口、曲折回首、尾部穿璧而过，与对方身体相交的长龙；画面上方有一对相对而卧的凤凰。双龙相交、凤凰成对，有阴阳结合、婚恋美满、生命兴旺有续的寓意。
看来，龙至少吸纳了羊的三个文化意涵，或者说羊至少将三个方面的文化意涵贡献给了龙，这三个意涵可以精练为三个字：第一个字是“祥”。古文“羊”通“祥”，“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大吉羊”即“大吉祥”。为什么“羊”通“祥”呢？人们的膳食、祭祀、保暖等都需要羊，对以畜牧业为重要生存手段的人们而言，有羊就吉祥，多羊多吉祥。龙能够成为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吉祥物，其中就有羊贡献的成分，起码“祥”里有“羊”、“祥”来源于“羊”。第二个字是“美”。“美，甘也，从羊从大”。古人以“羊大为美”，即认为羊越肥壮其肉味越美。美由味而色而形而态，由外表美到内涵美，由情感美到思想美，中华民族是赏美爱美会美的民族，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龙之美体现、象征着中华民族之美。第三个字是“善”。“善”是会意字，从羊，从言。为什么“从羊”就“善”了呢？因为羊是温良的、和平的、乐群的、友好的。龙的精神追求，若用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向上向善”，“向上”意味着刚健奋发、适变图强，“向善”意味着和平乐群、与人为善。这“向善”，就有羊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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