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先生近年推出了他的《易中天中华史》，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七百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易先生还放言“以后不能说五千年文明史”。[1]
易先生的说法对吗？中华文明史到底是五千年还是三千七百年？

1. 什么是文明？

文明的定义有好多种，最基本、最通常的说法是：
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2]这个定义实际上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这层意义上，文明与文化等同，因为文化也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第二，文明特指精神财富。在这层意义上，文明也与文化等同，因为文化也“特指精神财富”；[4]第三，文明指的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这一层意思应该说是点明了文明最显著的特质。
中国古典中最早提到“文明”二字的是《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为什么“见龙在田”，就“天下文明”呢？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按这样的解释，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文明”，一开始就与通行的定义基本吻合，而且与龙有关。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此说法突出地强调了语言文字对于文明的重要性，因为语言文字是记录、承载、交流、传播人类所创造的财富，尤其是精神财富的工具。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中有“求辟草昧而致文明”；清代秋瑾《愤时迭前韵》中有“文明种子已萌芽，好振精神爱岁华”，此两语中的文明，当指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有文化的状态。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5]
看来，中西方对文明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文明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据此，笔者将“文明”定义为：文明，通常指的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状态。

2.文明的标准

既然文明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状态，那么，达到这样的状态有没有标准呢？
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了一个名为“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在这个会上，美国文化学者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1905—1960）提出了文明的三条标准：
“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任何人去参观，站在金字塔前，对着狮身人面像，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文明，这是没问题的。你不能说它是原始的，还是处在蒙昧、野蛮的状态，因为金字塔是坟墓，如果仅为了一般需要，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建造这样大的建筑。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神灵可以永存，这就代表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分化和统治。”[6]
克拉克洪提出的三条文明标准，后来被英国文化学者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1914—1986）写入《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该书于1968年在英国出版，后广泛发行，成为西方国家考古学生的必读书。文明的三条标准说，也就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丹尼尔认为，“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为是文明社会了。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现在在我们国内，冶金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有四条标准了。”[7]
1983年，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也对“文明”下了一个定义：“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接着，他又指出：“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8]
这就是夏鼐在克拉克洪、格林·丹尼尔说法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文明三要素”说。三要素，也就是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三条标准：即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冶金术的掌握和运用。
20世纪以来，“文明三要素”说获得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20世纪末，王东在三要素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要素：原始国家的形成。认为“金属工具、书面文字、原始城市，这三项是文明时代的单项标志、单项尺度，标志着文明时代个别要素的形成过程”，而“国家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总体标志、总体尺度，更便于从整体上表征文明时代的总体形成”。[9]

3.关于中华文明的四种观点

20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文明，依时序先后，形成了四种观点：东周文明说；殷商文明说；夏代文明说；黄帝时代文明说。
东周文明说，由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的疑古派（也称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10]意思是，“古史传说所指的时代越古，后人作伪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凭信”。[11]（据此，疑古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的由“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认为汉代以前的古书无不可疑，得出了“东周以前无史”，即中华文明至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结论。
东周文明说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属于商代、夏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诸多考古成果的面世，东周文明说已被否定。
殷商文明说，由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李济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李济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中总结说：“在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田野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商朝遗址；商朝的年代约当公元前第二千年的中期至晚期。由这个坐落在河南省北部黄河北岸的遗址所表现的中国文明来看，不但相当进步，而且已臻成熟。它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体系，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的军事和政治组织。这个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的文明，但其间不免含有残酷和黩武的因素。纵然如此，这个文化也为后来周朝的孔子及其学派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奠定了相当的基础。”[12]
李济先生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曾领导考古组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殷商文明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为学界重视。西方一些学者也持此观点，如美国的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Edwar Mcnall Burus）和菲利普·李·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在他们合著的《世界文明史》中有这样的话：“过去，学者们曾长期认为商朝几乎纯粹是传说。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发掘证明商朝是非常真实的”；“商代社会是见于历史文献的东亚最早的真正文明。此外，它还为独特的中国文化型式奠定基础和提供材料。这种文化型式表现为农业、手工业的方法，艺术和建筑的形式，着重于以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宗教观念和文字体系。”[13]
夏代文明说，由中国第二代考古学家夏鼐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自从1928年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开始以后，经过了最初几年的田野工作，便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到了30年代，已可确定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但是当时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解放以前，有人认为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有人推测在这以前中国文明还有一个更古的、更原始的阶段；但是，由于没有证据，这只好作为一种推测而已。解放后三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使我们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可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第一步是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现已可确定比郑州二里岗文化更早。……至少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总之，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14]
易中天认为，“中华文明诞生在三千七百年以前，考古学的证据就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测定的结果是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500年，再加上现在公元后2000年，因此中华文明是三千七百年。”[15]夏朝的存世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断代是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从时间上看，易中天的观点可归入夏代文明说。
黄帝时代文明说，由苏秉琦等考古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苏秉琦在《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指出：“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本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16]
在《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构思：“超百万年的中国文化根系，从氏族到国家，国家起源、形成与发展曾经历的三部曲：具体表现为(一)从氏族到国家的起步(一万年前到距今六千年)、古文化古城古国(约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二)方国——中国(距今约四千年前到两千多年)，史书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三)中华一统实体(两千多年前以来)。”[17]
对苏秉琦的上述说法，可以简要地理解为：一，中华文化有超百万年的根系；二，公元前8000年，即距今约一万年，至公元前4000年，即距今约六千年，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三，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距今五千年前后，是中华文明的初步生成期。这个时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黄帝时代。黄帝时代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以黄帝、颛顼、唐尧、虞舜等远古帝王为领袖的时代。

4.中华文明史五千年的证据

前面说过，按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标准，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只有在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四大要素出现的情况下，才算迈进了文明的门槛。其中，铜器是造物技术，即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城市是人物关系、人际关系、人神关系、公共事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文字是符号系统，即信息保存、识别、传接方式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原始国家是社会制度，即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要素的总体协调、管理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
先看铜器。
目前发现的，中华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铜器，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土于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两件人工冶炼铜制器：黄铜片和黄铜管。经过对出土地房址木椽炭化木的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两件铜器的年代为公元前4790年至公元前4530年，属于仰韶文化早期。[18]
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通长12.5厘米的青铜刀，该刀刃部前端有使用痕迹，柄端有镶嵌木把痕迹。同一遗址，还发现有零碎的铜片和炼铜时的残渣。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该青铜刀断代在公元前3369年至公元前3098年之间。[19]
2001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断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残品，和一个青铜齿轮形器。表明在陶寺这个时期，冶金术已达到了一定的进步的程度。[20]
再看城市。
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古城遗址，是位于湖南澧县本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该遗址断代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属于大溪文化早期。据报道，该城平面略呈圆形，城区外圆直径340米，内圆直径325米，围绕城垣的护城河宽35米，总计占地面积达15万多平方米(228亩)，其中城内面积8．8万平方米(132亩)。城内已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和保存完好的水稻田。城门有四座，东西南北各一座。[21]之外，城头山遗址还发现并揭示出一座时代最早的完整祭坛和围绕着祭坛的四十多座祭祀坑。
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发现，说明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的城市，已于六千多年前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出现，且具有了一定规模，城市的各项功能已初步具备。
在长江流域，还有属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期的湖北荆州马家垸古城遗址，断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有属于良渚文化的古城遗址，断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200年。尤其是良渚古城遗址，达290多万平方米，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它规模宏大的营建工程及其所反映的惊人的管理和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表明其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功能，还可能具有军事和防洪功能。特殊的营建方式也为国内首次发现。它的发现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22]
黄河流域，有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断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该城位于黄河南4公里，邙岭山脉附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城墙宽5米至6米，为夯土砌筑，城外有5米至7．5米宽的壕沟。[23]有位于中国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属于龙山文化的石峁城遗址（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该遗址有由保存完整的“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的石砌城垣，城内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祭坛、手工业作坊等遗迹。[24]
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发现了可能跟尧时间和地理位置相吻合的规模巨大的都城。该都城址达280万平方米，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500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结构，都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分布有城墙、宫城、观象祭祀台、手工业区、王陵区、普通居民区等。[25]
上述之外，还有属于龙山文化，断代在公元前2656年的河南郾城郝家台古城、断代在公元前2500年的淮阳平粮台古城、断代在公元前2500年的安阳后冈古城、断代在公元前2455年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断代在公元前2615年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古城、断代在公元前2600年的邹平丁公古城等。
北方草原，有属于老虎山文化的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凉城西白玉、凉城板城、包头阿善、清水河马路塔等古城遗址，断代在公元前2800左右。[26]
再看文字。
位于河南舞阳北舞渡镇的贾湖遗址，是一处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的古遗址。1983年至2001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七次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揭露面积2600多平方米，发现房址、窑穴、陶窑、墓葬、兽坑、壕沟等各种遗迹近千处，陶、石、骨器等各种质料的遗物数千件，特别是大量的栽培粳稻、三十余支多音阶鹤骨笛和十九个契刻在龟甲、骨器、石器、陶器上的符号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断代在公元前6600年至公元前5800年的字符，可视为中国的原始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有源流关系，对探讨、研究汉字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的，晚于贾湖字符，断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的原始文字，据不完全统计，有：甘肃秦安大地湾10多个10种；西安半坡113个27种；临潼姜寨129个38种；合阳莘野1个1种；长安五楼1个1种；甘肃合水孟桥4个3种；宝鸡北首岭3个3种；临潼零口2个2种；临潼垣头1个1种；铜川李家沟23个8种。[27]还有，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陶器字符70多种。[28]
山东大汶口文化断代在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2600年。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宁阳县堡头村和安徽蒙城尉迟寺等遗址，发现原始象形字符9种。[29]
良渚文化年代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分布地域也毗连。良渚文化个别陶器有成串的刻划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上也有符号。有符号的玉器有璧、琮、环、臂圈等，符号的刻划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良渚文化玉器符号已发现11种，其中5种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相同或近似。这些符号试用古文字学的方法分析，大多能够释读，很可能是原始文字。[30]
2007年到2008年，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对发现于山东省昌乐县的一批骨刻文进行了鉴定，认为其中两件“与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很接近”，其中一件“更是酷似”，从而将此“龙”字判定为“中国第一‘龙’字”。“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刘先生研究后指出，“昌乐骨刻文对商周甲骨文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31]昌乐县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左右）覆盖区域。
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陶制扁壶上，发现了用朱砂书写的“文”字和“尧”字，表明当时已有作为文明象征的文字被使用。[32]
再看国家。
国家是由生活在一定疆域上的大多数人以共同认可的秩序构成的共同体形式，是文明生成的综合性标志。对原始国家而言，其生成至少有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层，贫富分化，等级制度出现；二是社会管理机构产生，最高权力形成，有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的都城和处理政务的宫殿；三是有了祭坛、庙宇等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关于第一个条件，断代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已见端倪。相关专家通过对大汶口墓葬的位置、大小、随葬品情况的研究，认为：“大汶口文化正处在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父权逐步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和财产差别的产生和发展，撕裂着氏族社会赖以建立的血缘纽带，家庭与氏族的对立，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开始出现。这正是原始社会走向解体的表现。”[33]
良渚文化也出现了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和等级制度出现的情况。“良渚文化墓葬有不同的规模，制式规格有界限分明、悬殊极大的差异。”“依照随葬玉器的器形、数量、体量及质料方面的差异，良渚文化墓葬至少能够划分出五个不同的等级。玉器的组合在这些不同等级的墓葬中表现得井然有序。”“平民墓葬只有锥形器、坠、管、珠等小件玉器，与显贵者墓葬出土的玉器在种类、数量、体量、组合关系等方面均截然有别。其中琮、璧、钺这三类玉器与琢刻纹饰的大件玉器，是显贵者墓葬专有的器物，不仅已成为良渚文化时期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而且还毫无疑间地成为良渚文化墓葬等级划分中区分显贵者与平民阶层的具有绝对意义的标尺。”[34]
位于长江下游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揭露出属于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显贵墓群，为良渚文化高度的社会文明找到了源头，证明至少在公元前3800年前后，社会已有明显的贫富分化。
龙山文化时期，贫富分化也很明显。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已发掘1300余座墓葬，大多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其中大型墓仅６座，不及总数的１％，小型墓则约占90％。大型墓有棺底铺朱砂的木棺，陪葬品丰富而精致；中型墓也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猪下颌骨等；小墓则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大多数墓没有任何随葬品。专家指出，这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35]
关于第二个条件，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的距今五千年左右古城遗址。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可称为早期宫殿的大房子。如编号为 F901的大房子遗址，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室、东西侧室、后室、门前附属建筑四部分组成。其中主室131平方米，地面是料礓石泥和人造陶粒轻骨料制成的混凝土，硬度相当于100号水泥。
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高等级的建筑——宫殿的地基。在该城址内的大型墓葬中还发现了一排六件玉石钺，专家认为有可能是与军事权力有关的仪仗用具。[36]该遗址还出土有龙纹彩陶盘一件。该龙呈环状蟠于盘中，图案端庄，造型厚重，美丽而富于张力。陶寺遗址有“尧都”之称，此盘遂有由唐尧主政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国徽”之称。专家认为，陶寺城址是都邑性城址，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产生了国家的物化标志。[37]
关于第三个条件，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发现了祭坛遗迹，揭露出的面积约1200平方米，位于整个遗址的最高处。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祭坛遗迹，由多色土构成，面积约400平方米。该祭坛墓葬还出土有象征权力的龙首牌饰。
位于辽宁朝阳喀左县的东山嘴遗址，是属于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性遗址。遗址内有一座四边砌石、面积达100平方米的方形基址，和三座周边砌石、用于祭祀的圆形台址。遗址中出土有双龙首玉璜饰件、彩陶祭器，以及女性陶塑像残件、孕妇陶塑像残件等。
属于红山文化范畴的，还有位于辽宁西部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该遗址由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组成。女神庙里有泥质女神塑像，大小有如真人者，也有大于真人二位、三倍者。陪伴女神的，有陶祭器、壁画。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庙内还发现了泥塑的龙。专家指出，牛河梁女神庙，“这一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首次发现的史前‘神殿’遗迹，也是内涵最丰富功能最明确的一处宗教祭祀场所的发现，无论对红山文化宗教祭祀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史前宗教祭祀的思考，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8]
“牛河梁遗址如此庞大复杂的祭祀中心场所显示，这绝非是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建筑和拥有的，只能是更大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宗教圣地。而在远古工具缺乏、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能动用如此大的人力，营造如此繁杂的陵墓，墓主人生前显然具有‘号令天下’的显著身份。”[39]

综上所述，公元前8000年左右（即距今约一万年），中华文明即开始了它的起源历程。到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距今约五千年），即人们通常说的黄帝时代，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这四大文明要素，已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也就是说，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距今约五千年，中华文明已经在地球东方初步生成。
显然，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之说不但有根有据，而且实证多多，易中天三千七百年中华史的说法，只是一己之见。

注：
[1] 张弘：《易中天：中华民族是3700年历史》，新京报2013年5月3日。
[2] 采自《百度百科·文明》http://baike.baidu.com/view/17788.htm。
[3]《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4页。
[4] 同上。
[5] 采自《百度百科·文明》http://baike.baidu.com/view/17788.htm。
[6] 引自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明》，光明日报2007年3月8日。
[7] 同上。
[8]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9] 王东：《中华文明论》下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5页。对文明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冶金术、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三条，“并不符合世界各地进入文明的特点”。他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文明形成有五个标志：1，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2，某些高端手工业的专业化；3，珍贵物品的制作和稀缺资源被权贵阶层所控制；4，人口增加和人口的集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邑；5，社会分化加剧，出现了集军事指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区域性政体——早期国家。王巍认为，中国的标准可能更符合世界情况，判断“文明”最关键的应是出现国家和王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参见仲玉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或将证明》，新京报2012年7月18日。
[10] 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1]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2]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刘梦溪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页至394页。
[13]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罗经国、陈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5页、第180页。
[14]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第92页、第95页、第96页。
[15]《易中天北大演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新浪读书2013年5月16日。
[16]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见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第81页。
[17] 参见苏秉琦：《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见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18] 参见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第343页、第544页、第548页。
[19]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20] 参见王巍：《探源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光明网2011年2月28日。
[21] 参见于乾松：《华夏第一古城遗址城头山》，载政协澧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故实与传说》2005年印行，第31页至第32页。
[22]《2007年十大考古发现》，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网http://www.wenbao.net/shidakaogu/200701.html。
[23] 参见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24] 参见《良渚古城石峁遗址入选世界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东方早报2013年8月24日。
[25] 参见《中国聚焦：陶寺遗址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新华网2015年4月17日。
[26] 参见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第139页。
[27] 参见李万福、杨海明：《图说文字起源》，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28] 参见知原：《人之初——华夏远古文化导踪》，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29] 参见李万福、杨海明：《图说文字起源》，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30] 据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31] 参见刘凤君：《昌乐骨刻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32] 参见《中国聚焦：陶寺遗址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新华网2015年4月17日。
[33] 于中航：《大汶口文化与原始社会的解体》，《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齐鲁书社1979版，第46页。
[34] 周膺：《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35] 参见《中国聚焦：陶寺遗址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新华网2015年4月17日。
[36] 参见王巍：《探源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光明网2011年2月28日。
[37] 参见《中国聚焦：陶寺遗址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新华网2015年4月17日。
[38] 郭大顺：《龙出辽河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至第88页。
[39] 张松：《牛河梁遗址大墓中手握双龟的神秘老人是黄帝？》，载《辽沈晚报》2011年9月19日。

2015年6月8日至11日于西安

作者简介：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197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已发表各类作品逾八百万字，在海内外影响广远。著有《龙的习俗》《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卓立苍茫》《秦人家事》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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