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的龙场悟道

2008年12月07日 法制日报  

 

经历了龙场那个春夜的顿悟之后,他终于发现,惟一的出路就是在思想上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不必向外物求理,毋须假仕途行道,而是要确信:“理”就在自己的心中,用不着外求;心中的良知一经唤醒,就是天理

喻中

500年前的1508年,一个春天的夜晚,在偏僻的贵州龙场驿,发生了一件值得追溯的重大事件:一个突然的顿悟,就像初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宣告了阳明学的诞生;中国思路史的河流也身不由己地在那里猛然拐了一个弯。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1508年,时值明正德三年,身居龙场的王阳明“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这段有时间、有人物、有细节的记叙性文字,让人联想到佛教、基督教诞生时的传奇场景。虽然,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的阳明学,迥异于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基督教;王阳明个人对于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也远不及释加牟尼与耶稣。但是,单就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历程而言,龙场悟道的那个瞬间,依然产生了石破天惊般的震撼性效果。它所爆发出来的冲击力、穿透力,即使经历了500年时光的缓释,依然没有平息,依然有如一根激活思想的马刺。

500年后的今天,值得我们思忖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这一声惊雷,为何会在黔中的山沟里炸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要在王阳明身上寻找,又要着眼于王阳明置身于其间的政治文化背景。

如果中国的思想之河依照自己的逻辑正常向前流淌,本不会有什么阳明学。事实上,王阳明的前半身,在朱子学光芒的笼罩下,走的依然是朱熹指出的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史书上说,在王阳明15岁的时候,曾经按照朱熹的训示,“格竹子之理”,不料却毫无所获。在20岁和26岁的时候,分别又作过两次“格物”的努力,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即使在“格物求理”的路途上屡屡遭受挫折,也没有使他放弃治平天下的宏愿。尤其是到了1499年,当27岁的王阳明中得举人之后,更是立志以天下为己任,试图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与此同时,“得君行道”的意识也在潜滋暗长之中。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在1504年主持山东乡试所出的题目和所收的范文,其中有“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一题,认定大臣的主要任务便是“引君于道”;如果“谏有不听”,则必须“奉身而退,以立其节”。在这个时期,他始终把朱子注的《大学》引为无上宝典,而《大学》在程、朱系统中,则是“儒家整体规划”的基本纲领。由此可知,前期的王阳明大体上遵守着朱子学所规定的基本模式:格物求理、引君入道、得君行道。如果按照这样的套路坚持走下去,王阳明很可能就只是朱子学的一个身体力行者。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王阳明提供这种实践朱子学的基本条件。因为,要实现朱子学讲的内圣外王之道,不可能仅仅依恃他一己之力,相反,他必须得到君主的支持。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得君行道”。而“得君行道”的前提条件,就是“引君于道”,让“义理之学”充盈于君主之心,然后借助君主提供的政治平台,才可能开出从“内圣”到“外王”的境界来。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朱明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下,根本不可能给予他所希望的政治空间。

明朝政权建立伊始,太祖朱元璋因为治理国家的需要,不得不用“士”。为此,他还延揽了当时的江南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但是,朱元璋在内心对“士”却十分憎恨,总是疑心这些“士”不把他这个皇觉寺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放在眼里。所以,他一方面设立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罪名,强迫被征召之“士”不得抗拒;另一方面则对已经入仕之“士”毫不尊重,稍有差错,不是“屯田工役”(相当于今天的劳动改造),便是诛杀。

更让知识分子感到恐怖的是“廷杖”,它是在庙堂之上当众凌辱士大夫。这样的刑罚方式,在隋唐时代已有零星的记载;到了朱元璋的手里,则成为正式的制度。至明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用事之时,甚至发展到“去衣行杖”的“高级阶段”。从此以后,在朝堂之上,死于杖下的士大夫越来越多。非常不幸的是,首当其冲的竟然就是王阳明。

1506年,王阳明在儒家义理、“以身任天下”的催促下,向朝廷呈交了一份“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明确提出了宽待谏官、罢黜奸佞、弘扬圣德的政策建议和政治主张。然而,这种积极的主人翁姿态,不仅没有得到朝廷的褒奖,反而招致了牢狱之灾、廷杖之耻、贬逐之罚。在“百死千难”、万般无奈之下,尤其是在流放到龙场驿之后,王阳明对朱熹指示的道路发生了疑惑:从外在的义理入手,从“引君入道”着眼,指望“得君行道”,行得通吗?能够开出内圣外王的美好未来吗?

须知,在朱子学兴起的赵宋时代,不仅早已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祖制与家法,而且还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的不成文法。士大夫如果开罪了朝廷或在政争中失势,自然也逃不了惩罚,但常见的方式不过是流放或贬逐。士大夫的尊严和体面是有保障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因论事不合而遭贬逐,不但不是耻辱,而且在士林中往往被引为无上的光荣。譬如范仲淹,“以言事凡三黜”,居然传为美谈;他要是落在明太祖或者明武宗的手上,给他来个“去衣行杖”,也许第一次就被打死了。因此,在赵宋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下,士大夫有机会“得君行道”,有可能在君主的支持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但是,在王阳明生活的年代,这样的政治环境早已不复存在,士大夫们几乎没有“得君行道”的机会。不愿招辱、不愿涉险的知识分子,只好远离朝廷,从个人受用的角度,探讨内圣之学,修身养性,以达到自得其乐的目的。譬如,明初理学家薛王宣的《临终口号》最末两句是:“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影响更大的吴与弼在《日录》中写道:“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为幸。”与这些消极避让的理学家“独善其身”不同的是,立志“兼济天下”、“以身任天下”的王阳明勇猛精进,却身心均受重创,陷入了生活困顿、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的绝境。

以王阳明的卓绝才华和远大抱负,既不可能通过“人君正心”来实现自己治平天下的宿愿,又不愿自解佩剑,就此罢休。怎么办?或者说:“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在经历了龙场那个春夜的顿悟之后,他终于发现,惟一的出路就是在思想上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不必向外物求理,毋须假仕途行道,而是要确信:“理”就在自己的心中,用不着外求;心中的良知一经唤醒,就是天理;只要人人获得了良知,就可以实现治平天下的伟业。换言之,就是要着眼于社会与民众,提升民德,挖掘民智,开导民心,通过教育讲学,通过移风易俗,让每个人都成为知行合一的有良知的君子,最终实现“圣人满街”的宏大目标。这样的社会,不正是传统儒家向往的“三代之治”吗?绕开君主与朝廷,不也同样可以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吗?

后来的历史表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在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外,开启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阳明学潮流。关于这种学说的兴盛与衰败,古今中外的学者已经贡献出来的著作堪称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在本文的结尾处,只想就500年前的龙场悟道与当代的关联,作出两点简要的申说。其一,人类秩序的起点和依据在哪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回答,都是天理。但是,朱子学的天理,要通过格物才能寻得;而阳明学的天理,就在人心。通过“致良知”这一“不二法门”,通过直指人心的“良知”开导,就可以“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换言之,治平天下、维护良善秩序的根本方法,应当求助于康德所谓的“道德律”;甚至只有这样的道德律令,才能安顿人心、人身与人世,才能最终满足人类社会对于公序良俗的内在需要。其二,知识分子的使命与道路是什么?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回答,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朱子学提供的技术路径,是向上看,是面向君主,是“得君行道”;而阳明学提供的技术路径,则是向下看,是面向民众,是“觉民行道”———这就是王阳明历经艰辛之后找到的一条新路,它起源于1508年的龙场悟道,朱元璋的“廷杖”、刘瑾的“去衣行杖”都曾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催生了这条崭新的,既立己也立人的思想道路。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