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厘清相关概念入手，从形象、民俗、景观、理论四个方面，对龙文化的传承创新进行了考察，着重探讨了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参与、见证、标志、整合、助推、引领关系，指出中华文明就是一定意义上的龙道文明，而龙道信仰则是中华文明的中枢系统。

关 键 词：龙文化；中华文明；传承创新；龙道文明；龙道信仰

一． 相关概念

1． 龙

龙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2． 龙文化

龙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龙文化指的是有关龙这个神物的文化，包括龙的起源、发展、演变、传播、文物、民俗、精神蕴涵、现实意义、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互渗，等等。广义龙文化指的是古往今来的以龙为标志的中华民族文化，即中华文化。通常人们讲的龙文化主要指狭义龙文化，但也涉及广义龙文化。
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3．文明

文明，通常指的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状态。
文明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有一个不断累积、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过程。
文明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当代文明。
古代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即进入文明状态的标志，是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四大要素的出现。其中，铜器是造物技术，即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城市是人物关系、人际关系、人神关系、公共事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文字是符号系统，即信息保存、识别、传接方式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原始国家是社会制度，即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要素的总体协调、管理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标志。

4． 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指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中华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综合性状态。
中华文明可分为古代中华文明、近代中华文明、现当代中华文明。
关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有四种观点：东周文明说；殷商文明说；夏代文明说；炎黄时代文明说。
笔者认同炎黄时代文明说。此说由苏秉琦等考古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其基本观点为：（1）中华文化有超百万年的根系；（2）距今约一万年至距今约六千年，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3）距今约六千年至距今四千年，是中华文明的初步生成期。这个时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炎黄时代。炎黄时代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以炎帝、黄帝、颛顼、尧帝、舜帝等远古帝王为领袖的时代。
所谓炎黄时代文明说，即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炎黄时代，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四大文明要素已经在中华大地出现，中华社会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用了“中华文明”，没有用“华夏文明”。从含义上讲，这两个词汇，有重合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按通行的解释，“中华”是因为我国古时的华夏族多在黄河流域建国、建都，故称其为“中华”。其“中”的意思是居四方之中，“华”的意思是系华胥氏后裔、崇尚植物之华、发祥于华山一带，且服饰华美。据此，可认为“中华”与“华夏”是同义词，两词中的“华”是同义，均指“系华胥氏后裔、崇尚植物之华、发祥于华山一带，且服饰华美”；“夏”取自夏朝，而夏朝是在黄河流域的“四方之中”建都立国的，这便使“夏”隐含有“中”的意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的含义已大大扩展：从疆域层面讲，“中华”包括着属于中国的所有领土。从民族层面讲，“中华”包括着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人。从“文化”层面上讲，“中华”包括着古往今来中国境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人所创造的一切。
而“华夏”：从疆域层面讲，用其指中国的所有领土有些勉强，尽管也有人这样用。从民族层面讲，“华夏”前承炎黄部落联盟，后接汉族。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信伊斯兰教的若干个民族，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但往往不认为自己是华夏族的后裔。从“文化”层面上讲，“华夏”不能将古往今来中国境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以及海外华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统然包括。
所以，笔者认为，用“中华文明”比用“华夏文明”更妥当、更全面。

二． 龙文化的传承创新

讨论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可以先谈谈龙文化本身的传承与创新。因为，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对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讨论，因篇幅关系，本文只讲形象、民俗、景观、理论四个方面。

1．形象

从新石器时代到今天，中华龙走过了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对龙的历程，按其比较突出的特征，可以划分为原龙期、夔龙期、飞龙期、行龙期、黄龙期和祥龙期。
原龙期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与中华文明起源期及初成期相对应。所谓“原龙”，是“原始的龙”、“原初的龙”之意。其特征是简约、朴拙。
夔龙期贯穿夏商周三代，与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形成期相对应。以“夔龙”这名，是因为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比较多地出现了大量的“夔龙纹”。其特征是神秘、抽象。
飞龙期由春秋战国到秦汉，与中华文明的定型期相对应。以“飞龙”为名，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生有双翼的龙。其特征是粗犷、雄健。
行龙期由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与中华文明的强盛期相对应。以“行龙”为名，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出现了昂首挺胸、大步前行的龙。其特征是雍容大气、刚柔并存。
黄龙期由元明清延伸到近代，与中华文明的转型期相对应。以“黄龙”为名，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宫廷黄龙盛行。其特征是繁华、威厉、糅杂。
祥龙期就是当代，与中华文明的再兴期相对应。以“祥龙”为名，是因为当代的龙，多以吉祥物的面目出现。其特征是和悦、美观、时尚。
由古到今考察下来，我们会发现，龙的形象是与时俱进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龙。每个时代的龙相对于前面时代的龙，都有传承，也都有创新。传承的往往是最基本的元素，即人一看就可判断是龙的元素，如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以及宋代后总结、提出的“三停九似”等；创新的多是将时代的风尚、意识、审美等，渗透、加注到龙的身上。如：春秋战国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就出现了群龙、交龙。汉唐国势强盛、社会开放，龙就显示出大气、刚健的神采。元明清三代，皇权对五爪黄龙实行垄断，其龙就呈现威严、狞厉、不可亲近的神态。
当代，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大踏步的前进，意识不断的更新，龙的形象也有新的改变和拓展，出现了骑摩托、打手机、玩电脑的“时尚龙”，穿福字褂、钱字衫、手握银行卡的“财富龙”，以绿叶为发、为眉的“生态龙”，活跃在影视屏幕上、举手投足人模人样、满口普通话的“卡通龙”等。从功能上讲，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团结合力、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

2．民俗

民俗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方式。龙的民俗渗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样态丰富多彩。篇幅有限，本文仅对舞龙和赛龙舟的传承和创新作简要的分析。
一般认为，舞龙起源于汉代，至近代已发展到二百多种。每一种舞龙都是传承和创新的结晶。开始总是由某人或某些人创制出一些动作、形成一定的套路，这些人通过言传身教，传给下一代；下一代在传承前辈技艺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及新的条件、新的资源进行创新，然后再传给下一代……于是就形成了创新、传承、再创新、再传承的模式。
舞龙的一个重要创新是让原只流行于民间的群众性的自发的文体表演活动，登堂入室，成为国家重视的竞技性文化体育运动，变得规范化、科学化、竞技化、国际化。这方面，中南大学体育部的黄益苏先生和他率领的团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组建高校舞龙队，出版相关专著，推行“百校龙狮进课堂推广计划”……
如今，舞龙不光进入了百余所大学，一些中、小学也有了舞龙队。舞龙进校园，至少有三大好处：传承文化、培养团结协作精神、锻炼身体。因此，我曾发出呼吁和建议：让舞龙活动进入中国的每一所学校。
再说赛龙舟。其初创地大约在湖北荆楚一带，用意是纪念投汨罗江而死的楚大夫屈原；传到浙江吴越一带，变成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打败吴国；传到湖南长沙一带，变成了纪念掌管雨水、为民造福的金角老龙；传到广东清远一带，变成了纪念战胜兴风作浪的黑豚精，化身为沙洲以阻挡洪水的巨龙；传到贵州黔东南地区，变成了纪念救助过当地群众的青龙，或舍身杀死毒龙的老人；传到甘肃临潭一带，变成了敬祀“五方行雨都大龙王”、“西郊透山响水九龙元君”等五位龙神。
赛，即竞渡的方式也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创新。如在甘肃临潭，因无水域可“渡”而变成了“竞跑”；甚至吃棕子也变成了吃一种形状类似棕子的“三角菜馍馍”。而在宁夏银川，则将南方的水上龙舟改造、移植成“冰上龙舟赛”，参赛队伍在冰面上竞速，时间也从夏天移至冬天。这种新颖的冰上运动，以其独创性、趣味性的特点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捧。近年来，全国有多个地方，在端午节期间，举行旱地龙舟赛，选手们用长木棍“划船”，齐心协力，使装上轮子的龙舟向前运行。
总体来看，当今的赛龙舟，纪念某人、某神的意义已经弱化，更多的是作为群众性娱乐活动，和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团结奋进精神的体育运动而存在。

3.景观

指以龙文化为主题和内容的，为人们提供参观、欣赏、学习、交流、娱乐等条件，和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的综合性旅游产业。
这样的景观是龙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荟萃地、物化场、展示台。
全国已有十多家这样的景观。笔者曾以特聘顾问、首席专家等身份，先后担纲或参与了广东深圳、浙江龙游、广西南宁、陕西榆林、河南新安、海南定安、湖南凤凰、贵州余庆、四川南充、陕西西安等地龙凤文化项目的主题策划。这些项目，有的已建成使用，有的正在打造，有的半途而废。半途而废的原因有资金断链、决策失误、内外纠纷等。
总结起来，龙文化旅游景观需要在几个要素上下功夫：（1）选准主题；（2）策划先行；（3）全球视野；（4）力求独一；（5）地方特色；（6）精心施工。

4.理论

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属于精神创造，处于文化的高层位。
龙文化从古至今，其理论方面的传承和创新，可以说从未停止。古代就不说了，上世纪初至今，即现当代，大体上出现了三波比较大的浪潮。
第一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参与的学者有章鸿钊、史密斯、叶玉森、杨钟健、章炳麟、黄石、吴大琨、闻一多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和本质上，代表性的著述是闻一多的《伏羲考》。观点主要有：外来物说，恐龙说，扬子鳄说，灵物说，水神说，综合图腾说等。其中闻一多先生提出的综合图腾说影响最大，而外来说因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产物而被学界否定。
第二波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参与的学者有刘敦愿、贾兰坡、张孟闻、祁庆富、王明达、朱天顺、赵天吏、孙守道、郭大顺、何新、徐乃湘、胡昌健、陈绶祥、阎云翔、刘志雄、杨静荣、何星亮、庞进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起源、本质及民俗文化上，代表性的著述有朱天顺的《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王大有的《龙凤文化源流》、刘志雄、杨静荣的《龙与中国文化》、庞进的《龙的习俗》《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何新的《龙：神话与真相》、何星亮的《苍龙腾空》、阎云翔的《试论龙的研究》等。观点主要有：蛇说，爬行动物综合想象说，闪电说，猪首说，云神说，水牛说，湾鳄说，星象说，虹说，物候参照动物说，部族徽识说，模糊集合说等。
关于龙的起源，观点可以归拢为两大类：单一原型说（单一的动物起源或单一的天象起源）；综合原型说。两说基本上平分秋色。关于龙的本质，观点也可以归拢为两大类：图腾说；神物说。神物说占上风。
第三波浪潮，出现在世纪之交至今。参与的学者有钱其琛、王大有、庞进、王东、何星亮、王维堤、吉成名、郭大顺、黄佶、冯时、蒋明智、欧清煜、胡照华等。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龙的精神蕴涵、文化功能、当代意义上，代表性著述有钱其琛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王东的《中国龙的新发现》《龙是什么》、王维堤的《龙凤文化》、庞进的《中国龙文化》《龙道文明概说》、吉成名的《中国崇龙习俗》、胡照华的《中华神龙》、郭大顺的《龙出辽河源》等。观点主要有：团结合力说，源于图腾、超越图腾——综合创新说，多元容合——容合、福生、谐天、奋进说，龙道文明——龙道信仰说等。
期间，2006年12月，还发生了一场“弃龙”风波，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龙与Dragon的区别”、“龙与皇权专制的关系”、“当代中国是否还需要龙”等问题展开，争论的结果，是人们普遍认识到：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是源流、性质、地位、功能都不同的两种象征物，龙已告别了皇权专制，龙的中华文化标志的地位不可动摇，龙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对当代中国文明进程有无可替代的促进意义。
从理论贡献上来看，第三波浪潮比前两波浪潮，研究得要更全面、更深入，成果也更丰硕、更突出。
王东先生指出，中国龙的本质特征，是“源于图腾，超越图腾”的文化符号、文化创造，是中华民族、原创国家、原生文明的文化象征。他总结了从周易到孔子开创的中国龙学，提炼出龙形象背后蕴涵的中国哲学世界观、中国价值观的四大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指出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民族精神。王东认为，把中国龙文化的历史、文化、哲学底蕴发掘出来，有助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也有助于中国与世界战胜当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七大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文明冲突危机、南北两极分化危机、金融经济危机、道德危机、价值观念危机，成为创造现代新型文明的源头活水。
庞进，即笔者，将龙文化提升为龙道文明。指出，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龙道文明即是以龙道的创造、演进、宣传、推广、弘扬、应用所形成的文明。龙道主要由天道、仁道、行道构成，是天道、仁道、行道的统一体。以天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仁道处理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族与族、国与国的关系，以行道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天道源于道家学说，是作为万物根源、众象法则、自然规律、宇宙秩序之道；仁道源于儒家学说和墨家学说，是以多互主体观为依据，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成己成人之道（可简称为“尊、爱、利、成”四字）——这样的道，可以与世界文明中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理念相对接、相融通；行道借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性命双修、心身共美、知行统一、努力福生之道。他认为，龙文化发展到今天，有使命也有责任，把中华文化最精华，且能与世界文明相对接、相融通的元素提取出来，进行新的、有所发展的、适合国情也适合世况的阐发，这样的阐发，意在消解某些滞障，使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步伐更大、功效更巨。
笔者还指出，当代中国出现了诸如道德沦丧、诚信危机、假货泛滥、毒素难禁、贪腐成风等社会病，其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中华民族的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的缺失。于是提出，将龙道信仰作为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并指出，龙道信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文化信仰。

三．龙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龙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概括起来是六个词十二个字：参与，见证，标志，整合，助推，引领。

1. 参与

参与的同义词是参加、融入、在场。
中华文明起源的上限可以追溯至距今一万年到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龙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的参与者。龙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强盛，也参与了中华文明的转折和再兴。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龙的身影。
距今一万年的山西吉县杮子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有龙；距今八千年的辽宁兴隆洼文化遗址有龙；距今七千年的陕西仰韶文化遗址有龙；距今六千多年的辽宁赵宝沟文化遗址、河南仰韶文化遗址、湖北大溪文化遗址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辽宁、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址，陕西、河南、甘肃仰韶文化遗址，安徽良渚文化遗址有龙；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山西陶寺文化遗址、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有龙……

2. 见证

见证的同义词是证明、证据、作证。
铜器、城市、文字、原始国家，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四大要素。考古发现证明，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即人们通常说的炎黄时代，文明的四大要素已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表明中华文明已经在地球东方初步生成。而龙，不但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相伴共生，也与四大文明要素相伴共生。龙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初步生成。
陕西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铜制器——黄铜片和黄铜管，同时也出土了鱼龙纹彩陶壶；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刀，同时也出土了鲵龙纹彩陶瓶。湖南澧县的大溪文化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古城遗址，相距不远且基本上处于同一纬度的湖北黄梅，出土了一条也属于大溪文化的河卵石摆砌龙……

3.标志

标志是表明事物特征的图符、记号。
属于山东龙山文化覆盖的区域的山东省昌乐县，发现了两件距今四千多年的与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很接近，其中一件“更是酷似”的骨刻“龙”字，相关专家判定其为“中国第一‘龙’字”。
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陶寺遗址曾出土龙纹彩陶盘一件。该龙呈环状蟠于盘中，图案端庄，造型厚重，美丽而富于张力。陶寺遗址有“尧都”之称，此盘遂有由唐尧主政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国徽”之称。
仅举以上两例，就足以说明，龙是中华文明初成的标志。

4.整合

整合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将分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更优秀更有价值的整体、体系。
龙文化产生于中华本土，本来就属于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广渗于与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与中华文明的根根枝枝血脉相连，又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和标志者，故龙文化有能力，也有责任，将中华文明的诸多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的文明。
笔者提出的龙道文明，就是对中华文明的道学、儒学、墨学、佛学、兵学等诸多要素整合的结果。

5.助推

助推的意思是帮助、推动，用当代流行的话说就是给力、提供正能量。
如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龙文化就能发挥其助推作用。之所以这样讲——
首先，龙的核心精神是造福众生，简称福生；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说得简要些，也是福生。龙的核心精神与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具有同一性。
其次，龙的显明特征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简称容合，中国梦的实现也必然、必须走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之路。龙的显明特征与中国梦的实现之路相吻合。
再次，龙的基本姿态是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简称奋进；中国梦的打造者，若不迎难而上、努力拼搏、顽强奋斗，中国梦的实现就是一句空话。中华龙的基本姿态与中国梦打造者、实现者的应当具备的精神状态具有一致性。

6.引领

引领的同义词是导引。
文化的高层位是精神，精神的至高点是信仰。思想决定行为，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行为问题，而信仰则是思想的本原性、根基性、主导性因素。
长期以来，人们只把龙文化看作是民俗文化，一些人甚至认为龙文化不过是舞舞龙、划划船、喝喝茶而已，现在我们把龙文化升华为龙道文明，而且进一步地提出了龙道信仰，这样，我们就站在了精神的至高点、理论的制高点上，龙文化就具备了引领的能力，也有了引领的责任。
龙道文明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
龙道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理论版，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实践版。从一定意义上讲，龙道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就是龙道文明。
龙道信仰是龙道文明即中华文明的中枢系统。
龙道信仰根脉深远，高屋建瓴，福及大众，祈愿和平。

作者简介：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站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孔子研究会副会长，西安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7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其成果在海内外影响广远，著作有《龙的习俗》《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等3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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