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道信仰与国人精神家园

庞 进  2016年2月9日

 

内容提要:本文从界定“信仰”概念入手,介绍国人的信仰现状,分析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缺乏的原因、危害,列举成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的条件;指出儒、道、佛三家是龙道信仰的重要资源,但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使儒、道、佛三家皆不能单独地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统领,而龙道,容合、萃取包括儒、道、佛思想在内的古今中外各家思想的精华,对各家思想的局限则予以回避和超越,即通过对古今中外的思想成果进行集优和发展,提出中华民族和当今人类社会所需要、最基本、能通约、宜践行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对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进行阐述;指出龙道信仰具有“有根、有容、通约、广适、时新、精炼”的特点,可以超越地域、党派、种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的框限,成为中华民族相对统一的根本性信仰,从而使国人结束失魂状态,更团结、更强健,使人类社会更和平、更美好。
关键词:龙道信仰;精神家园;尊爱利和
一 信仰与中华民族的信仰现状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目前最缺什么呢?
缺物质吗?显然不是。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起算的,近四十年来,国人的物质生活可谓翻天覆地。笔者小时候记在脑子里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土豆烧牛肉”;后来读马克思的书,学到一个词,叫“涌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特征,或者说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物质产品丰富到了“涌流”的程度。
当今,我们的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已经“涌流”了。比如手机,十几亿人,几乎一半人都用上手机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像江河之水,在国人的手掌间、眼鼻下“涌流”。比如汽车,你站在一个城市的高处朝下看,车多得可以用成群的蚂蚁、拥挤的蝗虫来形容。可以说已“涌流”到了“拥堵”、成灾的地步。
显然,目前国人最缺的是“精神”,准确地说,是缺精神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也是最高端、最重要、最主导的部分——信仰。
因为,是人,他都会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物质层面维系着人的生命,精神层面维系着人的灵魂,没有了生命和灵魂,也就没有了这个人。这也就是说,人都是有精神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会有那样的精神。
那么,国人的精神状况如何呢?
比较混乱。
许多人整天只围着生存转,物质主义的金钱至上、实用主义的有奶便是娘、利己主义的丛林法则,形而下的得过且过,成了被动或主动的选择。缺乏理性的超越,缺乏灵魂的拷问,缺乏崇高的仰望,缺乏形而上的追求。
作家阎真在小说《活着之上》中,提出了一个被称作“天问”的追问:当“活着”成为压倒性、垄断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价值观后,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对它的回答有多么艰难,即可证实时代的沦陷有多么深广。
阎真通过这部小说告诉人们:即使功利主义有一切生存意义上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不是无限的。欲望不能野蛮生长,总要有一种力量来平衡。
什么力量呢?信仰的力量。
那么,什么是信仰呢?
信仰是指对某种思想、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即坚信某种思想、理论、学说、主义是正确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
信仰可分为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包括义理崇信、情感挚注、主神皈依、仪式规范、组织保障等。非宗教信仰讲义理崇信和情感挚注,有的非宗教信仰还有仪式规范和组织保障,但非宗教信仰没有、不讲主神皈依。也就是说,宗教信仰与非宗教信仰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主神皈依。
中华民族的信仰现状如何呢?
据统计,中国大陆目前主要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五大宗教的信仰者即教徒的总数约有一亿人,即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者约有一亿人。[1]
中国目前有共产党员近九千万人,有国民党员一百五十多万人,加上其他党的成员,总数也可约算到一亿人,即中华民族的非宗教信仰者约有一亿人。
两个数字相加,即中华民族目前有明确信仰者约为两亿人。
这只是一种大略的框算。实际情况是有些人的身份是某种教的教徒,但未必信仰某种宗教的教义;有些人身份是某党的党员,但未必信仰某党的义理。比如执政党队伍中的那些腐败分子,他们还信仰共产主义吗?
有观点认为,民间俗信也可归入信仰的范畴。民间俗信是民间长期传承的,对某些行业神、地方神、祖先神的尊崇和相信,如相信送子娘娘能“送子”、某山神能保佑一方平安、某先祖能使子孙发达等等。
笔者认为,民间俗信的世俗功利性比较突出,达不到坚信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是正确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指南和行为准则的程度,故不能将其归入信仰的范畴,持民间俗信的人依然属于没有信仰或“信仰不明确”者。
这种“没有信仰或信仰不明确的状态”可以称为“根本性信仰缺失”。
所谓根本性信仰缺失,即是说现今的中华民族,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为中华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具有根本性的信仰体系。
二 根本性信仰缺失的原因和危害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家、佛家思想为辅的信仰体系。但近代以来,这个信仰体系崩塌、飘散、功能萎缩、风光不在了。
其主要原因有六:
第一,原信仰体系与农业文明相适应,儒家着重于伦理秩序、道德修养;道家倡导避世无为、养生成仙;佛家追求心性超脱,来世福报:三家学说均对发展经济无积极要求。当新的生产力勃然兴起,以至于工业文明主导世界时,原信仰体系不能适应。
第二,以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新式学校代替了以尊孔读经为主的旧式学堂,原信仰体系所依赖的教育制度、人才制度丧失。
第三,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香港、澳门推行资本主义,原信仰体系失去了政治制度依托。
第四,工业化以及后来的信息化、全球化,对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亲亲、尊尊秩序形成冲击,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原信仰体系的社会基础已由丰厚、稳固变得薄弱、松散。
第五,发生于上世纪初期的“五四”运动、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均对传统文化大肆批判,原信仰体系遭到否定性摧毁。虽有一些人士竭力“挽救”,呼吁“复兴”,致力“转换”,有一定成效,但总体效果不佳。
第六,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思想体系借助互联网、影视剧、图书等,多渠道、全方位渗入大陆,相当一部分国人被“洗脑”,一些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新闻媒体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全盘西化论”基本上持认同态度。
然而,必须指出,我们说中华民族原有的信仰体系崩塌、飘散、功能萎缩、风光不在了,但没有说这个信仰体系完全消失、毫无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原信仰体系,从创生到崩塌,延续了两千多年,已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到了国人精神的血脉中。尽管整体上崩塌了,因素、“种子”还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是当今社会尽管乱象丛生、病症多重,但还没有全面崩溃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重建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根基所系、源泉所在。
十三亿人根本性信仰缺失,不是个小问题。
文化的高层位是精神,精神的至高点是信仰。思想指导、决定行为,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行为问题,而信仰则是思想的本原性、根基性、主导性因素。
道德沦丧、诚信危机、假货泛滥、毒素难禁、贪腐成风、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是当代出现的社会病,这些社会病有的已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如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事件屡见发生,如假、劣、毒商品层出不穷,如浓重的雾霾持久地笼罩众多城市。产生社会病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但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根本性信仰的缺失。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缺失,才导致诸多社会病一定程度上呈泛滥之势,且难以根治。
有人提出解决道德问题要依靠一套好的法律的制度的建立。这个主张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法律、制度是“外约束”、“外强制”,是“他律”,是从外到里发生作用;信仰是“内约束”、“内强制”,是“自律”,是从里到外发生作用,两者都不可缺少。信仰是法律、制度的精神源泉和理论依据,法律、制度是信仰的原理践行和仪轨显现。法律束身,信仰治心,只有法律制度和精神信仰都健全到位,且双管齐下,内外合力,诸种社会病才能有望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根治,社会才能步入理想的境地。
既然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缺失,而且因为这种缺失出现了许多问题,那么,中华民族要打造和实现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内容的“中国梦”,构建属于全民族的根本性信仰体系就成为要中之要。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解决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问题,所谓“中国梦”,就因缺乏根本性的信仰依据、思想根基而难以实现。
三 儒、道、佛皆不能单独统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么,什么思想、理论、学说、主义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呢?
儒家思想还可以吗?
儒家思想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其精华可以概括为七: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励有为——前六项由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讲出,“励有为”系笔者增加。对七大精华,儒家都有经典语句——
讲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重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守诚信:“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四书章句集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议兵》)崇正义:“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尚和合:“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求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励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总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铭》)
受时代限制,儒家思想也有局限。其局限可以概括为五:维旧制、讲等级、轻个权、缺法治、避科技。五个局限也都有经典语句——
维旧制:“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讲等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礼记·大传》)轻个权(即每个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缺法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避科技:“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儒家思想历史上曾是支撑中华民族信仰大厦的中心支柱,其精华在当代依然有重大价值,是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不可缺少的思想资源,也是笔者提出龙道信仰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但上述局限,已使儒家思想不适宜,也不能够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统领。
如“讲等级”:儒家秉持的是以亲亲尊尊为特色的伦理主义,基本理想是维护宝塔式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样的特色和理想有其天然的合理性,至今仍有价值。但今天的社会已进入互联网时代,相比于以血缘、家庭、家族为基础的等级森严的亲亲尊尊,人们更多面对的、需要的是非血缘、非家庭、非家族的平等合作;社会结构也已由纵向的宝塔式走向横向的平面化;对一个普通人而言,已不是处于宝塔底层的不可移动、交往相对固定的一块砖,而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动态的、有无限交往可能的一个结。也就是说,时代已经变化了,不是儒家设计师们当年面对的情况了。
如“缺法治”:儒家主张“人治”,其思想体系里,没有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圭臬的“法治”的内容。儒家的一些主张,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明显不符合现代化社会的法治精神。
如“避科技”:儒家思想中找不到重视科学技术的内容,儒家领袖们多是“坐而论道”,罕见用心、用力于物质器用。“君子不器”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君子不从事物质器用方面的工作、不在物质器用方面下功夫。
还有,历次运动,如五四“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批孔”、改革开放“西潮”涌入,儒家受到很大冲击,在许多人心目中,形象已受损严重,很难重新树立。
道家思想、道教如何呢?
道家不少思想是深刻独到的,如将物象根源、自然规律、宇宙秩序抽象、概括为一个字“道”,如提倡“慈”、“俭”,等。
但道家的一些主张是不现实的、无法实现的,如“无为”、“弃智”、“使民无知无欲” 、“老死不相往来”,及道教的“离世成仙”,等。
《道德经》中有这样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段话讲的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调使人听觉失灵;丰盛的食物使人舌不知味;纵情狩猎使人心情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行为不轨。怎么办呢,要像圣人那样,只求吃饱肚子就可以了,其他的一概放弃。
试问,让生活在当今的地球人,面对好看的把眼睛闭上,面对好听的把耳朵捂上,面对好吃的把嘴巴合上,能做到吗?不说别的,当今的年轻人,一两天不上网,怕就像丢了魂似的。
显然,以道家思想及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也是不合适的。
那么,佛教如何呢?
佛教有许多可取之处,对国人的精神也有很大影响,如“慈悲”、“破执”、“开悟”,等,但佛教是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的。因为:
第一,佛教来自于古印度,由外邦传入,根不在中国。
第二,佛教讲四大皆空,讲出世成佛,讲因果轮回,讲往生净土,等等,这些都有非科学的、消极的一面。
四 龙道信仰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
1 什么是龙道信仰
龙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和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创造的,具备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一种神物;其实质是先民对大自然、宇宙力的认知和神化。
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海内外华人都可谓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一个世纪以来,龙已完成了它的当代转型,已随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告别了皇权、保守和软弱,成为自觉自信、适变图强、爱好和平、以天下人的幸福为幸福的新龙。
龙文化有一个极其深远而宽广的坐标系。它的时间纵轴已可以探伸到万年以上;它的空间横轴扫揽了整个中华大地,及至地球上所有有华人、华裔生息、繁衍的地方。
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换言之,龙道就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民族特色和世界潮流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推广开来、传播出去,使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在世界上弘扬起来”之道。
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即坚信龙道是正确的,从而将其奉为生活的指南和行为的准则。
2 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
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目前可以先提出四个字:“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
“尊”即“尊天尊人尊己”。
“天”在这里指的是具有无限性的、不依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只能不断认知,却永远不能掌控的大自然、宇宙力。“尊天”即对大自然、宇宙力的尊重。它意味着尊重大自然、宇宙力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秩序。人类必须认识到,相比于无限的大自然、宇宙力,人类不过是很渺小、很微弱的一个有限。大自然、宇宙力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非生物,都是大自然、宇宙力的产品,都体现着大自然、宇宙力的能量和价值,都需要得到应有的尊重。
“己”在这里指的是人类的生命个体,即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尊己”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中国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我们的身体毛发皮肤是父母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珍惜它、爱护它,不要让它毁伤,因为这是行孝的最基本起始的条件,如果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了,行孝也就谈不上了。显然,儒家是强调尊重生命的,只是若把尊重生命的目的仅限于行孝,就很局限了。我们认为,尊重自己的生命不仅是为了行孝,还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价值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其次,“尊己”还意味着对自己人格、人权的尊重。即认识到我是个人,是个有思想、有尊严的人,不是牛马猪狗一般的动物。作为人,我有基本的人之为人的权利,如自由思想并发表观点的权利、劳动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对劳动所得的排他性占有的权利、要求公正对待的权利,等等。
“人”在这里指自身之外的生命个体、群体。“尊人”就是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人是群体动物,人都生活中由群体的人构成的社会中,一个人离开了其他人、离开了群体,即离开了社会,就很难生存下去。
对一个社会而言,“尊人”意味着对每一位公民的人格、人权充分的尊重。在这方面,古往今来的中国社会是有缺失的。孔子讲“爱人”、孟子讲“民为贵”,两位圣人所言的“人”、“民”,一般来说,指的都是作为群体的人;即使涉及到个体的人,一般也只说到尊重这个人生命权的层面,对尊重这个人的自由权、财产权、尊严权、获取权、公正权等当今人们意识到的公民意义上的权利,基本上不涉及。道家、道教讲“贵生”、“养生”,一般也只是重视到了人的生命权。如今,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必须面对现实、借鉴世界、萃取历史、走向未来,就必须优者扬之、劣者弃之、缺者补之、短者加之。显明地提出“尊”,就体现了这样的认识和追求。
应当指出,“尊”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基石”,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等等的前提,都是这个“尊”。194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联合国宪章》、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都建立在“尊”之上,也都体现着一个“尊”字。如《联合国宪章》:“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如《世界人权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在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中华文明要与世界文明相对接、相融通,“尊”是津梁、是关口。而这个“尊”,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缺少的,也是建立法治的公民社会最需要的。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连续杀害了四位同学。几个月后,马加爵被宣判并执行了死刑。马加爵凶残至极,受到严惩,属罪有应得。但他为什么要杀害同学呢?马加爵交待说,是因为在一起在打牌时,同学用瞧不起他的、侮辱他人格的话语深深地伤害了他。
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到被害人张妙,下车后发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号,便拿出刀子,连捅张妙八刀,致其死亡。几个月后,药家鑫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
2014年11月16日下午,安徽省教育厅一女干部违规行车与小区保安发生争吵,辱骂保安“看门狗”,随后六旬保安气绝身亡。
马加爵如果脑子里有“尊”即“尊天尊己尊人”的意识,就不会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他人的生命。而他的那几位同学,如果懂得尊重他人,不用话语伤害马家爵的尊严,那桩惨案或许不会发生。
如果药家鑫在撞到人后,能够想到对方是一个与自己一样有生命尊严的人,也就不会持刀行凶,做出无可挽回的害人也害己的事。
安徽的这位女干部如果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保安,她还能骂出致人死命的话吗?
所以,提出“尊”,将其置于龙道信仰基本理念之首位,就是为了每一个公民都活得有尊严,活成一个与动物相区别的“人”。而且,“尊”还意味着对生息、繁衍在世界各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球人的尊重,这也是目前国际社会特别需要的。
解决了“尊”的问题,将“尊”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中华文明就是走向世界的文明,中华民族就是既能承古、炼古,又能纳新、开新的民族。
“爱”即“爱天爱人爱己”。
“爱”是一种来自人的内心、表现出喜好倾向的、积极的、肯定性的情感。
不同的文化、文明,对“爱”有不同认知、定位和表述。
儒家的“仁爱”是讲等差的爱,即从爱亲人、爱家庭、爱家族推向爱众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墨家的“兼爱”是不讲等差、不分厚薄亲疏的爱。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佛家讲“慈悲”,不直言爱。但其讲“普渡众生”,可谓“普爱”;讲“奉献”、“舍己”,可谓“奉爱”。
基督教讲“博爱”,即广博的爱,包括爱上帝、爱世人,甚至爱敌人等等。
我们讲的爱,是既爱天,也爱人,又爱己的爱,即兼顾爱天、爱人、爱己的爱,即在爱天、爱人、爱己之间找到最大平衡点、贯穿线、通约数、适合域的爱。
“爱天”即爱大自然,爱山水田园、爱动物植物,不无谓地伤生、害生;“爱己”是珍惜生命、健康生活;“爱人”是施爱于他人、社会。要像爱己一样爱天、爱人,也要像爱人一样爱天、爱己。
“利”即“利天利人利己”。
“利”作动词解,指“有利于”、“使顺利”;作名词解,指“利益”、“好处”。过去儒家强调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大于利”。毛泽东时代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今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让人不追求利,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行得通吗?人们能做到吗?行不通,绝大多数人也做不到。怎么办呢?既利己又利天利人,即在利己与利天、利人之间寻找最大的平衡点、贯穿线、通约数、适合域,努力达到共赢、多赢。
这里至少会出现四种情况:1,利己利人——提倡做;2,利己不利人——切勿做; 3,利人不利己——可做可不做,建议做,因为做利人的事,终将会利己;4,既不利己也不利人——不能做、不要做。
“和”即“和天和人和己”。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古代的先哲们把“和”作为做人的基本、立论的基础和理想社会的至高境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阐述过“和”。如“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为贵”(《论语·学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和合故能习”(《管子集校》)、“离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集解》),等等。道、儒、佛三家,以其理论侧重而论,似乎都可以概括为“和”:道家主要讲“天道自然之和”,即“天和”;儒家主要讲“人伦道德之和”,即“人和”;佛家主要讲“心性觉悟之和”,即“心和”。
“和天”就是与天和谐,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就是建设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公民而言,就是过节俭、节制的低碳生活。
“和己”就是追求性命双修、身心和谐、魂体共美、知行统一、心灵喜乐、行为恰适。
“和人”就是与人和谐相处,就是追求家庭和睦、族群和处、社会和美、世界和平。
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重要理念,如仁义礼智信等,这些理念至今仍有价值。但是,作为文化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现实,提出能够解决当今社会最突出、最纠结、最关键问题的理念,“尊爱利和”就是这样的理念。
3 为什么说龙道信仰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
第一,有根。龙道是从中华文化本根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龙道信仰的根,扎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儒家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仁者爱人”、“民胞物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为贵”、“修己以敬”;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佛家的“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等传统文化精华,都被“尊、爱、利、和”所萃取、纳含。龙道以龙为标志,而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伏羲、炎帝、黄帝、夏禹等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都被比称为龙;龙本身也是 “尊、爱、利、和”的产物,体现着“尊、爱、利、和”。
第二,有容。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通讯、交往如此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面向全球,和世界文明接轨。故建构中华民族根本性信仰,就应该吸纳全人类的文化精华。龙道信仰就汲取、体现着西方文明的一些主要思想成果,如“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博爱”、“共同善思想”、“互主体观”等。
第三,通约。中华民族及人类世界,可谓成员众多、结构复杂,有地域、党派、民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等等的区别,这就要求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具有公约性,即信仰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能为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和接受。“尊、爱、利、和”就具有这样的通约性。地球人类主有三大关系需要应对,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即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尊爱利和”为应对这三大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指导理念和行为准则。
第四,广适。“通约”意味着价值广适。龙道信仰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可以超越地域、党派、民族、宗教、国家、社会制度的框限。不仅适用于中国大陆居民,也适用于居住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各地的中华儿女、龙的传人;不仅适用于华人、华裔,也适用于生活在地球各地的全世界所有的民族。
第五,时新。时新就是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信仰要与变化了的时代相契合,具有时代性,反映生活在当代的人们的观念、理想和愿望。
第六,精炼。即内容上要萃取精华,表述上要精确、精练。一个信仰体系,若作理论阐述,可以是长篇大论;但若要让中华民族的广大成员方便地接受,就得把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用简约、晓畅的几个词汇,甚至几个字表述出来,让人们好理解、便记忆、易表达、交流无障碍。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只有四个字:尊,爱,利,和。这样的表述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表达,便传播。
4 龙道信仰的功能
第一,最大化地从精神上、灵魂上凝聚海内外华人。龙道信仰超越了地域、党派、民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区别和限制,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功能,是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全球各地的中华民族成员都能接受的信仰体系。
第二,与时俱进地传承、发展、弘扬中华文化精华。龙道信仰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又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作了适合当下世情和民众心理愿望的阐发,这样的阐发,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发展和提升。
第三,为从根本上治疗诸多社会病提供了精神良药。可以设想:如果中华民族的乃至全人类的大多数成员能够理解、接受、认同、秉持龙道信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尊天,即尊重自然规律和宇宙秩序,那么环境污染就会减少,生态就不会加剧恶化。如果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按“尊己尊人、爱己爱人、利己利人、和己和人”的理念和准则行事,那么道德就不至于沦丧、诚信就不至于危机、假货就不至于泛滥、毒素就不至于难禁、贪腐就不至于成风,族群与族群之间就不至于大动干戈,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至于硝烟弥漫。如果在处理人与自身的关系时,让“尊爱利和”扎根于内心,外化于言行,那么做人就有了依据,做事就有了底线。
显然,我们这里讲的,都是最基本的准则,可以说是“底线伦理”。对一般人而言,将这些准则作为处理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信条,应该说是不难做到的。
第四,使中华文化精华更方便、更畅达地与世界文明相对接、相融通。龙道信仰是将中华文化中能与世界文明相对接、相融通的元素进行萃取、冶炼、升华后的理论结晶体,这样的理论结晶体,滤除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与世所公认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相吻合的部分,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路途上放下包袱,步伐更大、功效更巨。
第五,建立在一神信仰、天人两分等思想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有诸多可取之处,但也暴露出崇尚丛林法则,唯我独尊、强权至上、暴力征服等特点。龙道信仰可以纠正其他文明的偏执化、极端化倾向,从而使人类文明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提升。
第六,为追求超验和至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既然是信仰,就有一定的超验性和至善性。
龙道信仰的超验性是说,人类经验和科学观察都证明,在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人类不能够支配的“宇宙力”。人是有限的存在,宇宙力是无限的存在。人的所谓的终极关怀,就是要解决由有限到无限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借助某种媒介,使有限的人类能够和无限的宇宙力相联系、相接通,这个终极关怀就有了着落。而起落、飞翔于天地间的神龙,就可以成为人类与宇宙力相联系、相接通的媒介。可以这样设想:人是有精神、有灵魂的,经过修炼,在人的肉体生命结束之时,人的精神、灵魂,可以离开人的肉身,寄托于龙,龙便承载着人的精神和灵魂去和宇宙力相会、相合,成为宇宙力的一部分,从而获得永恒。
龙道信仰的至善性意味着,对生活在当代的人、族群来说,只要时时、处处、事事都想到“尊爱利和”,即“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都能寻找到、把握好尊己与尊天尊人、爱己与爱天爱人、利己与利天利人、和己与和天和人之间的最恰当的“度”而践行之,那么,就“臻于至善”了。
超验性和至善性,使龙道信仰,具有了作为信仰的巨大、恒久、普适的感召力。
注:
[1] 据龚学增:《宗教问题干部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
(此文内容作者曾于2016年2月6日在“中华国学陕西民间公益讲座”演讲。)
作者简介:
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文化当代十杰首席。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现任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西安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宝鸡文理学院客座教授,《美洲商报今日西安》《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刊主编,加拿大海慧出版社副总编。197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发表各类作品逾800万字,出版著作33部。在龙凤文化研究领域,因全面性、系统性、开创性、高端性和普及性处于该领域前例,在海内外影响广远。主要著作有《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创造论》《兵马俑狂想》《灵树婆娑》《平民世代》《龙情凤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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