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出了个杨仕会

庞 进

  

 

我的出生地栎阳镇属临潼地面,于是我常说我是临潼人。已过世多年的历史学家武伯纶先生也是临潼人,武先生曾将临潼人的性格概括为“质直正义,爱好劳动,富于反抗精神”。新编《临潼县志》也说“临潼人民性纯厚、刚直、重乡情,崇尚义气,勤劳俭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县居古都长安近郊,地处三秦要道,文化较为发达,人民博闻广见,举止言谈文明大方,风俗古雅,具有浓郁的北方色彩和秦民遗风”。

说到临潼人的性格,我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叫杨仕会,临潼铁炉乡硷杨村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临潼县文化局创作组工作的时候,见过此人一面。他当时已六十多岁,印象中穿一身黑色的土布棉衣,个头不高,腰还有点弯,背着一个粗布袋子,里面装着锅、碗、筷子、馍和面,铺盖卷也随身带着。他是来县上找书记县长告状的,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我碰到的只是其中的一次。在县政府门口,他向我诉说了几十分钟,使我大体上了解了他告状的因由——

上世纪50年代中叶,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场合作化运动森林大火一般燎原开来。硷杨村也先后办起了初级社和高级社。村里人都随潮流入社了,杨仕会却不入。他认为各家种各家的地最好,“合到一搭里,牛曳马不曳,肯定弄不好!”再说,他因父亲亡故、前妻去世、为女儿治病,借了一笔外债,他要靠地里的收入还债。当然,他也舍不得祖上辛辛苦苦治下的十八亩水浇地啊!“那地好呵,”杨仕会说,“平展展的一整块,种啥长啥,长啥成啥!”“地是庄稼人的命啊,在我爷、我大手里,即就是遇到大年馑,宁愿借人家一石粮,来年还一石七、一石八,也不愿卖掉这块地。”还有一头大犍牛。杨仕会说,“那牛可真没说的,长得门扇一样高,一晌能犁二亩地,磨四斗麦,快得跟马一样,还从来不让你用鞭子!”

由于杨仕会态度坚决,便成了一杆孤独的“白旗”。这杆白旗,在初、高级社时还能逆风而立,到了人民公社化时,就立不住了。人民公社是要“拔白旗”的。1958年,麦熟口里,社队干部一声令下,深更半夜,杨家的大犍牛就被拉到生产队的槽头去了,十八亩麦子也被抢收到集体的大场里。杨仕会当然要抗争了:“不是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吗?为啥强拉我的牛,强收我的麦?”谁听你讲道理?一顿拳打脚踢就是道理。杨仕会不服,抗争,于是被冠以破坏“三面红旗”的罪名,重重地勒了一绳,押送到位于关中西府某地的劳改农场砸石头去了。

四年后,始终不低头的杨仕会被放了回来。一回来,他就找人写诉状,准备行装干粮,踏上了上访告状之路。跑县城,跑省城,跑北京,一次又一次,一回又一回。跑到1963年,有了结果,在国务院信访局的干预下,十八亩地又回到了杨仕会的手中。上级有关部门还批了三千六百块钱作为补偿。然而,这笔钱根本未到老杨的手中,生产队把它给截用了,买牛盖饲养室了。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暴发了。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杨仕会的境况可想而知。不但再一次失去土地,还遭到残酷的打击。也曾头戴高罐罐帽子,跪在高高的凳子上接受批斗,从太阳出一直跪到太阳落,最后一头栽倒在尘土里;也曾脖子上挂个大牌子,被人反剪手押着,去游四街八乡,罪名是:“自发单干,调皮捣蛋二流子;死狗牛黄,刘少奇孝子贤孙”……总之,罪没少受。自己受罪不说,还波及到家人,妻子小产在陪他游街的路上,养子被从外县抓回来陪斗。为了活下去,房子拆了卖了,几个孩子,要饭的要饭,出走的出走,该上学的时候上不了学,该找媳妇的时候迟迟找不到媳妇……

然而,杨仕会并没有就此罢休。时局稍一松缓,他的上访便再度开始。铁炉位处临潼最东边,从硷杨村到县城有50多华里路。那年月不通车,上县城全凭两条腿。杨仕会常常是后半夜起身,吭哧吭哧地走到县城已快中午。在临潼县委、县政府两个大院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有记忆,不识字的杨仕会是一个从不“胡来”的、很文明的告状者。他去找领导,领导忙了就在外面等着,等你不忙了才敲门进去说他的事。饿了,啃一口干馍,冲一碗炒面,或者借你办公室的炉子,将自带的小锅架上,熬一锅包谷面糊糊吃。晚上,搭一个地铺,睡在房檐下、过道里。第二天天不明就爬起来,把睡过的地方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帮着传达室的同志洒水、扫院子。

接触过老杨的书记县长都承认,这个杨仕会是讲道理的,他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说过话,共产党有文件,入社凭自愿,我不愿意入社嘛!”他的要求也很简单:“把我的地还给我,把我的牛还给我。”然而,问题总是得不到解决,一年一年、一任一任地拖着。那些年,书记县长们的脑子里都紧紧地绷着一根“政治”弦,谁能给他解决?谁敢给他解决?他们能做到的,是通过民政部门,给这个告状的老汉提供一点粮呀钱呀的困难补助。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以杨仕会上访事件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晶莹的石子》。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缘于我设计的一个情节:主人公“常明理”因50年代被强迫入社而告了二十多年状。每一次告状归来,他都要在家乡的小河里捡一枚青色的石子,扔进家藏的一个古陶罐里,以示纪念。在实行责任制、分到责任田之后,他背了一麻袋萝卜去县城感谢有关领导。回来后,他将捡得的一枚特别晶莹的石子扔进瓦罐,说:“这怕是最后一颗了。”

小说以主人公得到了责任田为结局,而实际情况是我想得简单了,这还不是结局。1984年,村上给杨仕会分了几亩责任田,杨仕会压根就不接受,那地就一直撂荒在那里,草长得有半人高,野兔出没其间。他坚持要他家原来的那十八亩水浇地,还要赔他的那头早就累病而死,且被剥了皮、分了肉的大犍牛。于是继续上访,又跑了六年多,直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1991年秋天,县上有关部门会同社、村干部,利用“变地”即调整责任田的机会,在给村组以适当补偿的前提下,将合作化以前属于杨仕会的那十八亩地一分不少地还给了的老杨,并一次性地赔他九千块钱的粮食钱、耕牛钱、饲料钱。老杨的高兴可想而知。要知道,为了要回这十八亩地,他奔波了三十多年!从一头黑告到满头白。其间,吃的苦,受的罪,跑的冤枉路之多,付出的精力之大,都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而老汉身上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认死理”、“一根筋”的精神、那种坚韧不拔、奋斗到底的毅力,也使许多人感叹莫及。不说别的,在临潼、在陕西、在整个中国,当年不愿意入社的人绝不止杨仕会一个,但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杨仕会吗?

不过,退地前,县上干部对老杨的子女是这样讲的:土地是国家的,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划给老汉,由老汉长期耕种,等老汉去世之后,这地要还收回来,给你们另行划分。在这个问题上,老杨的子女们表现出了一种通情达理的灵活性:先把老人的梦圆了再说,“我大为这事跑了三十多年,三十多年啊,人一生有几个三十多年呢?!”

杨仕会当然不知道这个“约定”了,他用赔款的一部分,高高兴兴地从集市上牵回一头毛色光亮的秦川牛,又跑东奔西地为牛割青草、买麸皮,当乡亲们谁家需要用牛时,老杨会亮声说:“拉去!拉去!”或者说:“我来帮你犁!”在那十八亩地上,老杨除种麦、种包谷外,还栽了些苹果树。那地里的庄稼连续两年都获得了丰收,家院里高高地竖起几排包谷桩子。以这些金黄色的果实为背景,杨仕会老汉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的老杨,头戴新帽,身穿新衣新裤,面呈微笑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那灰黑色的对襟衫上的暗花图案,正是去年到今年流行的唐装图案。

1993年,也就是要回地的第三个年头,患食道癌的杨仕会一病不起,腊月下旬,年关将近的时候,老汉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老人的墓地是生前就选好了的,就在那十八亩地中间,栽有苹果树的地方。2002年2月1日,我们来到铁炉乡,来到了硷杨村,在村人的指点下,找到了那十八亩地,平展展的土地上长生着冬小麦,绿油油的。老人的坟前已竖起一个高高的碑子,我注意到那碑文中有“秉性耿直,为人忠厚,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话。那天,我们还见到了老人的大女儿杨淑侠。这位大女儿有文化,是父亲告状事业的支持者和参与人。她的叙述,使我们对杨仕会其人其事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那么,老人去世快十年了,村上没有按‘约定’,将地收了再行划分吗?”我问。“没有。他们要是来,我们就有话说:你们赔的是我大的损失,我们做儿女的也跟着受了三十多年的罪,将这些算清白了咱再说。”杨淑侠道。我说如果处理不好,第二轮告状怕就又要启动了。杨淑侠笼了笼已经花白了的头发,一笑。

“一篇好文章啊!”回程的路上,陪同我采访的朋友感慨地说。

我说是啊,文章的题目可以叫作《中国出了个杨仕会》。

(原载《美文》2002年第8期;收入《大悟骊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2002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