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人们评价“文革”，有“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话。说这话的人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问：为什么领导者一张口、一挥手，全国人民就头脑发热、手足舞蹈，风随云从？而且是那么样的激越，那么样的疯狂？那么样的非理性？真像有的人形容的那样，这位领导者是位“大气功师”，几亿民众都是追随其后的“练功者”了。我想，人身上是有一根“筋”的，只要把这根“筋”找准了，轻轻地一拨弄，这个人就会跳起来。“文革”的发动者就是看准了中国人身上的这根“筋”，稍事点拨，大家就都随着他的意念抽起了风。那么，朋友问了，“文革”已过去几十年了，这根“筋”还在国人的身上长着吗？回答很明确：还长着。你只要看看“文革”后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同形式的“抽风”，你就会同意我的判断。
——题记

从20世纪50、60、70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政治运动”这台具有中国特色的“绞肉机”“绞”过者，人数大概不会很多。许多人的“霉运”，从1957年的“反右”前后就开始了，有的则是从1963年到1965年的“社教”开始的，更多的人呢，是从1966年的“文革”开始的。父亲属于从“社教”就开始倒霉的那一拨。
1965年7月，父亲由栎阳地段医院调到临潼县医院。两个月后，一场以“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在临潼县城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栎阳地段医院也进驻了工作组，父亲虽然已经调离，但之前是这个医院的院长，属于应该被查整的对象。于是，父亲被革命群众从县上“押解”回来，接受批斗。
作为“四不清干部”的嫌疑人和某些人希望的“大老虎”，父亲是不能在家里住的。医院有五间病房，是父亲在任时建的。门都朝南开，但有一间是隔开来的门朝北开的小房子，位于病房的西北角，平时做传染病病房，这时便成了关押父亲的临时“牢房”。同在一个院子，父亲和妻子儿女不能见面，更不能团聚。
那年月，家里吃的最多的“副食”，是母亲自己腌制的咸菜，间或让人从二十华里外的阎良捎买点辣子酱回来，那似乎都属于“奢侈品”了。把馍馍在炉子上烤黄了，趁热掰开，夹上辣子酱吃，称作“辣子酱夹馍”，在当时，已属“美味”的范畴。当我们吃到这样的“美味”时，自然会想到被隔离关押的父亲。我说：“给我爸送一个辣子酱夹馍吧。”母亲说：“人家看得很严，不让家里人见，怎么送？”我说：“让我试试。”于是，母亲就给父亲专门烤了一个四面焦黄的蒸馍，匀匀地夹上了辣子酱，用展布包了交给我。我揣进怀里，装着玩耍的样子，顺西墙走向那间房子，有一个看管人员在那儿踱来踱去，趁他不注意，我飞转身奔到门边，一推门就进去了。房子很小，一床，一桌，一椅而已。父亲当时正伏在桌上写“交代材料”，见我进屋，吃了一惊，站起身来，我赶忙将热乎乎的辣子酱夹馍从怀里掏出，双手捧上。父亲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接过去就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这段送辣子酱夹馍的故事，给我和父亲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后，父子俩还常常忆起，感慨不已。
有两个星期吧，母亲参加在街道中医院举办的学习班，不能回家，我和姐姐每天自己去上学，回家自个在灶上买饭吃。记得有一个晚上，半夜光景，我和姐姐被一阵嘈嚷声惊醒了。我们悄悄地下床，把门拉开个缝儿朝外看，这一看，便把姐姐看哭了，是不敢出声的哭，而且吓得直打哆嗦，我也感到害怕——院子里，月光下，一群人正在围斗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父亲。他们围成一个圈，把父亲推过来，搡过去，父亲被掀倒在地，爬起来……他们喊着，叫着，训斥着，让父亲承认什么，父亲在为自己辩护，说我没有做怎么承认。于是，再推，再搡。忽见某人伸手去抓父亲的领口，随之“嗤啦”一声，父亲穿的白衬衣被撕扯了……闹了好一阵子，那些人好像累了，其中一个人就警告父亲“不老实交代，明天再斗”，散去了。疲惫的父亲喘着气，迈着沉重的步子，向他住的小房子走去。经过家门的时候，父亲朝这边望了一眼，他知道，屋子里有他两个不能见面的孩子。
父亲走过去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平静。我们回到床上，姐姐依然在哭，身体一抽一抽。我想劝她，不知该怎么劝。慢慢地，困意袭来，就睡过去了。第二天醒来，见姐姐的枕头湿巴巴的。——曾发生过我从床上掉下来，睡着了，姐姐早上醒来才发现的事。那年姐姐十二岁，我九岁。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姐姐变得爱哭起来，稍遇委屈不顺心的事，泪水就夺眶而出，扑簌而下。后来母亲几次对我说，你姐可怜，生来胆小，“社教”接着“文化革命”，看着你爸挨斗，受了惊怕，脑子吃了亏。
当时的工作组来自大荔县。其中一位叫林宝的，有文化，很文气，讲文明，搞调查研究，说话也客气。他到庞家看过几回，看到床上只有两床被子，还补丁摞着补丁，之外，再无像样的东西，而庞家的孩子呢，吃的穿的，都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于是，叹气说：“没想到大老虎如此清贫。”他对父亲是同情的，但他的头儿，工作组长很“左”，非要“从干骨头里榨出油”。他支持积极分子，采用车轮战、站板凳、围圈斗等方法，逼着父亲“交代问题”。其中一次，他们伙同外单位的积极分子将父亲带到北边渠岸上殴斗，父亲被打得站都站不稳，头发也被拽下几撮。同时，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其他人身上打开缺口，让他们“检举揭发”。父亲的一个部下，被斗得撑不住了，就写了一份“材料”，说“庞曾从药房里拿走了几箱青霉素”。工作组长以为抓到了把柄，就当着检举者的面质问父亲，父亲说：“药房制度是严格的，谁也不能随便拿，只要有我的借领条，我庞济民就认账。”问得对方哑口无言。
经过三个半月的反复批斗和查账，最后给父亲落实了两个问题，算是两条罪状吧：一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祖父到栎阳来，说家里遇到了生存危机，已到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程度。父亲当时身上没钱，就从医院的出纳处借了二百五十元，尽管打有借条，记了账，但还是被定为“挪用公款”；二是说父亲出诊、下乡，在群众家吃饭、吃鸡蛋，有时不付款，折合成钱，共计二百元。这属于“多吃多占”，需要退赔。（父亲依数退赔了，可后来复查时，工作组又让把这二百元还给了父亲，说算不上“多吃多占”。）依据这两条罪状，给了父亲一个最轻的叫做“党内警告”的处分，算是过了关。事后，林宝对父亲说：“按说，你是不够处分的，运动到这了，就受点教育吧。”
1966年初，父亲又回县医院上班了。几个月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像一颗威力无比的原子弹，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引爆了。和全国各地一样，临潼城乡也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在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华清中学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把从骊山神庙里搜罗来的幡帐、从县剧团搜罗来的戏装，还有古旧书籍、神轴字画等等，放在十字路口一火烧之，谓之“破四旧，立四新”。接着是揪斗走资派，戴高罐罐帽子游街，穿红卫服，戴纪念章，大串联，红海洋，塑领袖像，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可以说，把那个年头能成的“精”都成了，能想到的都做到了。
事后，人们评价“文革”，有“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话。说这话的人当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想问：为什么领导者一张口、一挥手，全国人民就头脑发热、手足舞蹈，风随云从？而且是那么样的激越，那么样的疯狂？那么样的非理性？真像有的人形容的那样，这位领导者是位“大气功师”，几亿民众都是追随其后的“练功者”了。我想，人身上是有一根“筋”的，只要把这根“筋”找准了，轻轻地一拨弄，这个人就会跳起来。“文革”的发动者就是看准了中国人身上的这根“筋”，稍事点拨，大家就都随着他的意念抽起了风。那么，朋友问了，“文革”已过去几十年了，这根“筋”还在国人的身上长着吗？回答很明确：还长着。你只要看看“文革”后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同形式的“抽风”，你就会同意我的判断。
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父亲没有大智慧，当然也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在“文革”风云初起的时候，父亲的精神状态，总体上也是兴奋的，激越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是共产党员，对毛泽东主席有很深的感情，忠诚和崇拜是发自内心的。记得那时候他回家来，常和医院里的叔叔们辩论“文革”的话题，声音洪亮，语调激昂。他爱读领袖的书，读得认真、仔细，而且勤奋，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上，划满了红道道、蓝杠杠。他爱写日记，日记本里，有治头痛、治白带、治脑炎等等疾病的验方儿，有自己编的防治感冒的顺口溜，更多的则是学习“马恩列斯毛”及时事政治的体会，或者干脆就是摘录，剪贴“最高指示”、报纸杂志上时新的文章、论断……
我保存着一本小红书，是父亲送给我的。书里夹着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片，扉页上用红铅笔写着一行字：“忠于伟大导师毛主席”，下面署名“忠师，1969，4 九大”，也是红字。父亲为什么要写“忠师”这个名字呢？缘于当时兴起的“更名”热：凡是“文革”前的人名、地名、街名、村名、校名、店名等等，和“封资修”沾上边的，甚至沾不上边的，都纷纷改用新名，一时间，许多人叫起了“向东”、“卫东”、“忠东”、“学彪”、“育红”、“继红”、“跟红”、“永红”等等，“红旗公社”、“东风大队”、“朝阳小学”、“东方红中学”、“反修路”等也多了起来。父亲受热潮的影响，也动了给自己的儿女起新名的念头。当时，毛泽东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称，父亲灵机一动，就把自己的四个孩子和这“四个伟大”联系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忠袖”、“忠师”、“忠帅”、“忠舵”四个名字，我排行为二，摊上了个“忠师”。不过，只有这个“忠师”郑重地写在了小红书上，其他都只是说了说而已，原因大概是，父亲也觉得那三个名字的意思，有点讲不通。——从这件事上，可以大约地看出父亲当年“革命”的程度。
父亲在“文革”的前两年中，除了“与时俱进”——跟着形势走之外，还做了几件有点意思的、值得写一笔的事情：
1966年春天，临潼县东方红引渭灌区扩建工程上马，父亲率医疗队进驻工地。当时没有机械，挖土全凭人力，民工们用的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老镢头”，比较费力，进度也慢一些。一天，父亲为一个民工扎针治病，民工顺手将一把镢头放在一边，父亲见那镢头的刃是宽板状的。当细长的银针“噌”一下就扎进民工的皮肉里时，父亲忽然想到，可不可以将宽刃镢头变成刺状的呢？尖刺状的东西更容易进入啊。说干就干，热心肠的父亲抽空来到工地上的铁匠铺，让师傅按他的想法打造了一把“双刺镢”，一试用，果然不错。于是，将其推荐给工程总指挥，总指挥一试，也觉得挺好，就下令在整个工地推广。这样，“双刺镢”全面代替老镢头，工效提高了一倍，受到民工们的欢迎和称赞。总指挥在总结会上说，庞大夫不仅病看得好，还发明了“双刺镢”，值得表扬，听得父亲心里乐滋滋的。
同年的深秋季节，父亲又带医疗队上山，进驻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差的东岳公社王义湾生产队。一天，他出诊路过该队的饲养室，看到几个社员正在把一头死牛往出抬。父亲就问怎么回事，回答说，天寒风大，牛招不住，昨天已死了两头，这是第三头了。父亲察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生产队的饲养室正好处在山梁风口上，就说，在这儿喂牲口，夏天蛮好，通风，也凉快，秋冬天就不适应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牲口都得冻出病来。于是，他建议当时主持队上事务的贫协组长开个会，商量一下牲口的安全过冬问题。那组长问父亲有无好办法，父亲说可以按牲口大小、有病无病，分开来饲养，山梁上肯定不行，得找暖和些的地方，对那些病弱的牲口，尤其要偏吃偏待。会是在父亲的住处开的，队上的干部和饲养员都参加了，父亲的建议得到采纳。会后，牲口被移到了几户人家的窑洞里，安全地度过了寒冬。按说，这是父亲做的一件职份之外的好事，然而，那些年正邪错位，黑白颠倒。父亲怎么也想不到，一年后，那个贫协组长竟向主政临潼的造反派反映，说“杜鲁公（被打倒的前县委书记）派的黑干将庞济民，以巡回医疗的名义，到山区农村搞耕牛下放”。于是，一篇题目很大、火药味很浓的批判文章，出现在当时的《临潼报》上，不仅如此，父亲后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此事也成了罪状之一。
在20世纪中国人的语言中，“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汇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那些年月，不少人都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挨批挨斗自不待言，以此罪名入狱服刑，甚至被夺去生命者也不在少数。而“牛棚”，则是一个比喻性词汇，也是一个侮辱性词汇——因把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称为“牛鬼蛇神”，就把集中、关禁这些人的地方称为“牛棚”。
从1969年到1971年，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住进了“牛棚”，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劳动改造。父亲晚年时，我曾问他当年人家因什么问题整你，父亲说：“说我是‘社教’运动中的‘四不清’下台干部，是‘走资派’；搞耕牛下放，分槽喂养；还有，反对贴毛主席像；再就是‘反标’事件。”
关于“社教”中的问题，如前所述，组织上已做过结论，算是翻旧账，但这旧账也没有什么好翻的，下台是事实，但非“四不清”，手中有过点小权力，工作中也有缺点失误，但要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就很牵强了。“搞耕牛下放”一事，父亲只是建议“分槽喂养”，并不意味着那些耕牛的所有权就不属于集体了。
“反对贴毛主席像”的情形是这样的：某人拿了一叠毛泽东主席的标准像，让父亲给住院部的每个窗门上都贴一张，父亲说：“毛主席像是伟大、庄严的，不能胡贴。”那人说：“让你贴，你就贴，哪来这么多话，好像天下就你忠于毛主席似的。”父亲反唇相讥：“你在家把你爸你妈的像也贴在门框上吗？”那人气狠狠地走了，去给军宣队反映了。于是，就成了一个事件：庞济民反对贴毛主席像。
“反标”事件有些曲折：一天中午，父亲下班从门诊部回宿舍，路过院中场地，一个刚从场地边厕所出来的同事叫住他，说：“老庞你快来看，这里写的啥？！”父亲上前一看，眼睛也一下子瞪得老大，吃惊地说：“这是一条反标嘛，谁这么胆大？”反标是用粉笔写在厕所墙上的，内容为“打倒毛主席”，这是当时最忌讳，且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大逆不道的话了。怎么办？那同事说：“你给咱看住现场，我去报案。”父亲说声“行”，就守在那里。这时候，围上来一些人，其中有人说：“这像学生娃的字。”父亲也注意到了，字体歪歪扭扭，笔画也不全，而且，大白天，人来人往的，成年人哪个敢明目张胆地写反动标语啊？而喜欢胡写乱画的，倒是那些整日在院子里疯张的皮孩子……
县“革命委员会”属下的政法部派来了一个干事，拍了照片，开了群众大会，让每个人都写自己的怀疑对象。父亲分析了院内子弟的情况，觉得D某最有可能作案。因为这个D某最顽皮，也最捣蛋，曾拿着不知从哪能里偷来的坏手枪，带一群孩子，在防空洞里玩，还把太平间放的死人的肠子拉出来，胡撂。说到这个D某，我有印象，比我大三四岁，当时也就十四五岁吧，瘦一点，个头不低。我们在一块玩过，他叫我名字时，省去了“进”字，只叫“庞先”。记得有一回，他带着我们几个到医院靠近后门的太平间看死人，那死人是个中年男人，肚子做手术拉开了，我们都站在门边，不敢进去，他不但一冲而进，还跳上床，操起一根棍子戳入死人的肚子里乱搅，把我们几个都吓跑了。于是，父亲就写上了D某的名字。当政法干事调查时，他也当面直说：“我怀疑是D某干的。”
政法干事核对笔迹、反复审查，确系D某所为，D某自己也承认是他写的。于是，D某被管制教养了几个月。父亲因此种下了仇恨，因为D某的父亲是医院的革委会主任。不久，“支左”的军宣队进驻县医院，身为复转军人的D某之父，很自然地就和那几个军人亲密在一起。于是，说反标事件，是“庞济民想篡夺红色政权，嫁祸于人”，同时，D父还把父亲以前向他反映的，院内某个部门的贪污问题抖搂出来，使牵涉之人将矛头指向父亲。这样，由军宣队支持并组织，上下结合，群众大会上一声喊：“把反革命分子庞济民揪出来！”父亲就被揪了出来，脖子上立马挂上了白纸黑字姓名上打红叉的大牌子。
1970年1月底到2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连发出了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为内容的三、五、六号文件，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全国开展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即“一打三反”运动。成千上万的人在这次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和“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不能说这些人里边一个犯罪分子都没有，但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都是善良无辜的好人，甚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如在这次运动中被逮捕、枪杀的遇罗克、张志新。
临潼县的“一打三反”运动，是由“革命委员会”旗下的“三、五、六办公室”（由解放军“支左”人员担任主任）领导的。他们向全县三十四个公社和工交、财贸、文教等系统派驻宣传队，以举办“学习班”和“四大”（大揭发、大检举、大清理、大批判）“三批”（批斗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犯、贪污盗窃犯）等方式，揭开矛盾，挖出“敌人”。要求做到：一举，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靠，即上靠中央文件，下靠广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三要，即决心要大，方向要明，打击要准；四跟，即紧跟，跟快，跟好，跟到底；五抓，即抓发动群众，抓以点带面，抓执行政策，抓同各项工作相结合，抓各级领导。一时间，大字报糊满街墙，高音喇叭响彻四方，这里的揪斗未结束，那里的批判会已开场，骊山上下，渭河两岸，到处是“红色恐怖”。
在这次运动中，父亲因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而闻名全县。那是春节过后的阳历2月下旬，全县文教卫生系统的干部集中在华清中学办学习班，栎阳医院除留了少数人值班外，大部分人都上了县，母亲也在其中。批斗大会是在华中的大操场召开的，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戴着大牌子的父亲被押到了主席台下。上台发言者，有县医院的职工，也有外单位的积极分子，无非是声嘶力竭地上纲上线，没有根据地乱扣帽子。迫于压力，县医院新到任不久的书记张安来也上台发了言。张是栎阳人，早就和父亲认识，关系也较好，知道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但当时的情况是：也有人向军宣队告他的状，他要是不批庞济民，就有可能被当作庞济民的后台而挨整。
父亲站在那里，寒风凛冽，挂在脖子上的牌子大而重，铁丝勒进肉里，头当然是不能高抬的，但父亲努力地挺着腰。他知道，自己的身后，坐着“左”得出奇的“支左”军人，和学习班的组织者，而面对的呢，是参加“学习”的两千多名学员。同时呢，还通过有线广播的形式，向全县直播。这些学员，有卫生系统的，也有教育系统的，其中许多人他都认识，或者找他看过病。他也听说了，妻子也来了，她肯定也坐在台下，眼看着丈夫挨斗，她能受得了吗？——是的，母亲在台下，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高压，面对冷眼，面对屈辱，除了咬着牙忍受，又能说些什么？也就是在这次会后，父亲接连三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感觉到胸部有些闷，间或有点痛……

大会批，小会斗，却始终没有把父亲的精神意志斗垮。从被揪出来的那一刻起，父亲就选择了“学习鲁迅精神”，“硬到底，豁出命抵抗”，“即使坐牢也不怕”。他把给他罗织的罪状、编造的迫害材料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地驳了回去。比如，他们想把那条反标说成是父亲写的，然后嫁祸于革委会主任的儿子，这怎么能承认呢？父亲强硬不屈的态度，使那些整他的人甚为恼火，他们发誓要“打垮庞济民的嚣张气焰”，放言“不把庞济民送进监狱不罢休”，于是，变本加厉地捏造材料，采用车轮战术逼父亲就范，在精神折磨的同时，还进行肉体上的惩罚，让父亲去做砖坯、烧窑、打防空洞、做护工……

父亲当年日记本之一页

在父亲挨整最厉害的时候，母亲曾获准去“劝”父亲，父亲高声对母亲说：“我没有错！回去叫娃好好上学，大不了回家种地，全国几亿农民哩！”
我和姐姐也曾分别去看望过父亲。姐姐是大表哥用自行车带着去的。他们先到华清中学，见过了母亲，然后来到关押父亲的地方，看管人员不让见，求了老半天，才允许见一面。姐姐一见父亲，就哇一声哭了起来，父亲见状，大声对女儿说：“你甭哭，你爸不是反革命！”……我是母亲从学习班回来若干天后，坐栎阳大修厂的一辆顺车去县上的，带着母亲为父亲做的一小瓶咸菜。一进县医院，就看到了贴满几面墙的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题目如斗大，一张摞一张，凡出现父亲名字的地方，都打着红叉叉。有位叔叔认识我，把我带到关父亲的那间平房，门口站着“支左”的军人，三十多岁的样子，阴沉着脸。我手里捧着咸菜瓶，说我来看我爸，那军人犹豫了一下，把门推开了。屋子里有床无桌，父亲坐在一个小马扎上，以方凳为桌，正在写着什么。见我进来，父亲扬起了头，苦涩地想笑，却没有笑出来。那一瞬间，我看到父亲的眼睛布满了红丝，面容肿胀，心里一阵难过。我把咸菜瓶递给他，说这是我妈让我带来的，父亲接在手，想说什么，又见那军人跟着，就只点了点头。我说了句，爸你注意身体噢，就出来了。
父亲终于没有被送进监狱，个中原因，主要是罪证不足，再就是县医院书记张安来等正派人士，明里暗里做了不少解围的工作。那个时候，将经过审查，给没有多大问题，且态度好的“牛鬼蛇神”恢复工作叫“解放”，同院中被揪斗者，已陆续有人被“解放”了，而父亲因“态度恶劣”，迟迟得不到“解放”。“你们不解放我，我自己解放我。”父亲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牛棚”生活。
从1970年的下半年起，父亲被罚做病房里的护工。白天，父亲穿上工作服，忙前忙后地打扫卫生、整理床铺、给病人送水送饭，到了晚上，父亲便搞开了“地下活动”，悄悄地为住院病人义务看病治病。这方面事例不少——
一位基层信用社的干部，因跌伤了腰部，脊椎受挫，卧床不起，导致尿潴留。到西安大医院治过，未愈，又回县医院，住外科八床。病人思想负担重，不思饮食。父亲搞卫生时，发现病人上厕所困难，大便不通，舌苔黑厚，就主动问询病况。晚上，父亲来到病房，为其针刺关元、气海等穴位，并开了一副通便利尿的中药。病人服用后，先大轻，后痊愈。出院时，想感谢，又碍于父亲当时的身份，就买了一张毛泽东的画像，贴到父亲所住的“牛棚”中的床头，说“你才是毛主席的好医生”。后来，得知父亲下放到交口卫生院，还专程去感谢，把父亲拉到街上，吃了一顿羊肉泡馍。
一个五岁小女孩，入院后一直昏迷，院里会诊，几个大夫都说听不到心音，说还是朝西安儿童医院转吧。女孩的父母面露难色，他们来自贫困山区，身上只带了五块钱。会诊时，父亲正在抹床头柜，听言后心生疑窦：怎么会听不到心音呢？晚上十一点，父亲揣着听诊器来到女孩的病床前，他仔细地听了又听，听到了微音。再望闻问切一番，诊断为长期便多而稀导致营养不良。于是，针刺内关、足三里等穴位。第二天，病情就大为好转，能下床晒太阳了。父亲又将一个开好的处方放到女孩父亲的手中，说：“出院吧，按这个方子到外边去买药，五块钱花不完，娃的病就好了。”女孩的父亲热泪盈眶，说：“听说你原来当过院长，如今被整成扫院子的院长了，这年头，好人多难啊，万万保重！”
一位十八岁的青年因背部肿痛入院，住了八九天，不见好转，痛得哭叫不安，其父已六十多岁，陪着儿子流泪，束手无策。父亲看了看，说这病需要排脓，下刀可能还要深一些，最好到西安的大医院去做。青年的父亲不知到哪个医院去好，父亲就写了一封介绍信，说你去省医院找外科的周大夫吧，他是那里的主任。这位父亲带着儿子转院了，周大夫见信后亲自主刀，青年很快痊愈。若干天后，青年的父亲带着在西安买的好点心来到县医院。在院子里找了一圈，没见父亲，正踌躇间，忽听一个房子里有人说话，声音像是父亲的，便敲门而入。见着了，父亲正在帮一位姓张的女“反革命”缝公用被子，老汉感激地说：“娃病好了，多亏你的帮助啊。”父亲收下了点心，两个“反革命”，一人一半。
说来父亲将病人推荐给省医院的周大夫，而周大夫见信后又特别精心，这之间是另有一番交情的：周大夫的妻子是临潼县医院的职工，也曾经被关进“牛棚”，进“牛棚”时已有身孕，生孩子时还未出“牛棚”。按说，周大夫的妻子虽入“牛棚”，却和父亲不在一个阵线（当时也称“派”），甚至可以说是父亲的对立面——当时的情形就这么复杂而有趣。孩子落地后，周妻无奶，饿得小生命噢噢叫。父亲见状，便偷偷地翻后墙出去，到附近农村为孩子寻顾到一个奶妈。开头几天，还把孩子抱出去吃奶，然后再抱回来……如此这般，周大夫的感动，就在情理之中了。
父亲主要是因“反标”问题挨整的，D家父子仇视父亲，恨不得致父亲于死地，父亲当然也恨D家父子。在父亲做护工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庞济民怒打D主任的儿子——D某”的事件，戏剧性地反映了庞D之间的矛盾——
父亲把病房卫生搞得很彻底，将许多床头柜、痰盂，拿到院子里洗净、晾干。劳教归来的D某便钻空子，趁父亲离开的工夫，将一块块大石头放在痰盂里，再把痰盂放在柜子里。父亲发现后很生气，知道干此事者，非D某莫属。于是，在洗了第二批床头柜和痰盂之后，就躲在门口看着，当D家小子如法炮制时，父亲迅速冲出来，抓个正着。于是，拽住那孩子的胳膊，顺手操起个板子，朝屁股上狠打。这时候，人们围了上来，纷纷说：“这个捣熊太坏，该打！”父亲边打边说：“看你小子还使坏不？”“看你还仗势欺人不？”那孩子噢噢地叫着，开始求饶。于是父亲见好就收，主动罢手，警告说以后不许再进入病房区，违犯了再打，放了。
多年后，我和父亲讨论他在“文革”中挨整的事。话从“反标”事件说起，我说，如果你当时采取另一种态度，换别一种方式，导致的后果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比如，一，那个同事让你看住现场，你可以不应承，找个借口走开；二，看住现场也行，但当政法干事来了后，你就可以离开了，不必发表什么意见，也不必写什么怀疑对象。父亲说，当时有当时的情况嘛。我说，对着哩，当时确实有当时的情况，但再情况，你不那么“积极”，不那么“革命”，而是低调一些，随大流一些，与人为善一些，多看病，少关心政治一些，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且不说你没有亲眼见D某写那条标语，就是亲眼见了，你能不能以关怀的态度，训斥他两句，让他赶快擦掉了事？你想没有想到D某还是个孩子，尽管很顽皮，很捣蛋，甚至很坏，你有没有为这个孩子的前途着想？在中国，被劳教一次，身上就有了一个黑色的烙印，一辈子都去不掉。还有，你一见那条标语，就认为是“反标”，你的心里，是把毛泽东当成神的，而神是没有错误的，是不能反对的，你想没有想过，毛泽东也是个人，是人就有缺点和错误，就有可以被批评、被否定的一面？那个D某或许没有什么异秉，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候，就能看出中国社会的某些症结，即就是胡写乱画，反映的也是一种声音啊，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声音，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父亲倾听着我的话，半天无语。
后来我们又谈到怒打D某之事，我说你就不怕把人家娃打坏了，父亲说他尺摸着哩，打的是软组织，痛而无伤。还说当时那么做，一是那小子有意使坏，把人气得不行；二是也想借机刺激刺激D的父亲，出口冤枉气。
2003年2月2日，我利用春节休假的机会，到临潼区医院采访了孟宪孔先生。孟先生是父亲当年的同事，两人不但在一个科室上班，还在一个宿舍住。“你爸比我大，那会儿有四十左右吧，”孟先生说，“待人热情，性格开朗，运动开始时爱发表评论，观点也明朗。他认为自己出身好，是共产党员，是毛线上的人，是公、忠、敢。‘公’是立党为公，大公无私，‘忠’是忠于毛主席，‘敢’是敢说敢干。后来挨整，主要是在‘反标’事件中得罪了人。你爸爱看病，对病人好。在病房当护工时，活儿多，也苦，可他把扫帚一放，就给病人开处方。说：我是个医生，看病不犯法。……”
家中现存着父亲的一个日记本，红色的硬纸皮，有简单的“主席著作”图案和“学习”两字。扉页中间，贴一枚毛泽东穿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招手的“8分”邮票。上方，是父亲抄的1971年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中的一段话：“有了毛主席，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新中国，才有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今天。这个历史经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一天也不能忘记。”下方，是父亲抄的，当时几乎天天要唱的《东方红》的三段歌词。
翻开本子，可以看到一段一段的毛主席语录、列宁语录、霍查语录、林副主席指示、传达中央文件的记录、报刊文章的摘录和剪贴等等。也有父亲写的东西，但不多。我们不妨撷取几段，从中可见父亲，当然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当时都学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一）七十年代新开端，/ 胸怀朝阳勇往前。/ 随时准备灭敌人，/ 不怕牺牲攻修反。
（二）新春节日革命化，/ 学习文件三五六。/ 中央号令即执行，/ 紧跟领袖毛主席。
（三）阶级斗争要狠抓，/ 暗藏敌人才能挖。/ 资产派性两面派，/ 口是心非暗捣鬼。
（四）政治案件六次多，/ 时过年余混捣着。/ 心明眼亮是群众，/ 瞎说白道成叛徒。
上述句子写于1970年2月19日早晨，字迹比较潦草，看样子是父亲忽有所感，提笔就写的。这当然不能算诗了，甚至连顺口溜也算不上，因为没有韵脚。个别句子讲不通，如“资产派性两面派”，疑为“资产阶级两面派”之误；而“六次多”的“政治案件”，当然是包括“反标”事件在内的，——父亲作着边注。同时，在“叛徒”一词后，又用红笔注写了“内奸”、“汉奸”四个字，想来针对的是某些出卖和变节的行为。再看——
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把自己的一生，变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生，改造思想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只有一心为公的人，才能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英勇战斗……
想一想旧社会的苦，就觉得新社会特别甜。我从心窝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
全心全意想着毛主席，全心全意为着毛主席，全心全意紧跟毛主席，全心全意保卫毛主席。
生为三十亿人民忘我战斗，死为三十亿人民英勇献身。
这些话写于1971年7月9日，题为《向盛习友同志学习》。盛习友是当时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宣传的“五好战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上述豪言壮语，显然出自这位先进人物之口。父亲郑重地将这些话语抄录在自己的日记本里，说明他喜欢这样的话语，认同这样的话语。同时也说明，父亲尽管身陷“牛棚”，头上顶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忠心耿耿的。
关于“忠”，我和父亲曾有过讨论。我说，我们这一茬人，“文革”开始的时候十岁左右，也曾经学着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那样，穿绿军装，戴红袖章，像章胸前戴，宝书手中拿；唱语录歌，背诵“老三篇”，跳忠字舞；高喊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等等。但在“文革”后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家就开始反思和忏悔了。觉得自己当年的行为实在可笑又可悲，尽管当时年龄小，形势也到了那一步。我还说，忠，意味着诚敬、拥戴、服从、尽心竭力和始终不渝，作为做人的一种品质，其可贵性和不可缺少性不能否认。但是，对忠的对象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有审慎的选择。这当然牵涉到一个人的价值定位，如果一个领导、一个组织、一种事业，其纲领政策、言行作为，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相一致，其具体做法也是人道的、理性的、秩序化的，人们忠于他（它），当然是可以的，否则，就大可不必。还有，在中国，忠和孝是密切相关的，孝是忠的模本，忠是孝的放大。孝，当然是一种美德，尽心尽力地关怀、照顾父母的生活，让父母生活得舒心幸福，是做子女的义务。但是，孝，不等于什么都听父母的，不等于赞赏、放任、容忍、迁就，甚至跟随、伙同父母去做不文明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害，当然对自身也是有害的事情。
我的话，父亲没有表示反对。在他1998年2月写的回忆文章中，专门辟有“愚忠”一节，言他“喜欢读领袖人物的书”，“人无完人，学人之长”。“实践中知道了，毛，三七开。”——就此，父子俩意见也不同，我认为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当具体分析，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错多少就是多少，错到什么程度就谈到什么程度。父亲还言他的“忠”，有“忠于国家、忠于中华民族”的内容，“谁爱国我赞成谁，谁能使中华民族富强我就支持谁”。我说这些话都是大家常说的话，只要不绝对到狂妄的国家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无可指责。

2004年6月11日，也即父亲去世已经两年多之后，我到临潼区卫生局查阅了父亲的档案。档案里找不见当年处分决定的原件，但有临潼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审干小组于1973年7月12日提交的《关于对庞济民党内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降一级处分的复查报告》。
《报告》的开头，提到了处分父亲的依据：“该庞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由于隐瞒、伪造历史和攻击四清运动，为四不清下台干部喊冤叫屈，伺机翻案。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行。煽动反革命分子写大字报，破坏党的政策，分裂红色政权，攻击革命领导干部，企图进行反夺权等错误事实。故经县委常委会1971年8月2日会议研究决定，给庞济民同志党内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降一级处分。”
接下来，《报告》列出了从两个方面进行复查的经过和结果——
一是关于怀疑该庞系特嫌分子和伪造历史问题：
1、原材料称：庞济民于1949年5月三原解放前夕，伙同国民党走狗伊景均（又名伊天石，伪三原县医院院长，国民党员，解放后被判刑），身穿伪军装，西逃至宝鸡、天水、兰州等地。该庞对伪军装来源、穿、脱何地、何时、军衔及沿途有关活动等情节交代不清。故怀疑该庞系特嫌分子。
经查：抄录三原县1956年6月18日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敌伪政治档案人物卡片有伊景均的名字，是国民党员，又经查阅三原县政法组清档组，从1951年以来所有判刑人员花名册，亦无伊景均的名字，据此伊景均系一般国民党员，无政治罪恶活动，解放后亦无判过刑（1955年病故）。关于西逃，是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身为伪职，思想害怕而西逃。
伊景均女儿伊惠琴、儿子伊润生证明：“庞书翰是我父亲学徒，1949年4月初随我全家由三原起身途经西安、咸阳、天水到兰州。关于途中所穿衣服问题，一直只见穿的是灰衣服，有时是蓝衣服，未见穿其他衣服或军衣。他的活动是跟随父亲看病、行医，我们没有看见他做其他活动。”
房建新证明：“1949年三原解放时，伊景均同妻子、孩子还有一个学徒姓庞的，到兰州后找我给他寻房子居住。看病时挂有牌子。据我对庞的回忆，庞是跟随伊看病，再未做其他事情。关于庞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我回忆不起。”
根据查证：该庞身穿军装西逃一段情节，经查均无人证明。沿途活动仅是看病行医。但本人一直供认，由咸阳途经宝鸡到天水一段身穿军衣确属事实。穿时是伊给的，符号有“嵯峪”二字。到天水后伊又叫脱下拿走了（当时庞仅十七岁），穿时是为了上车不买票，不怕查票。伊将衣服拿走后，庞再未穿过。鉴于此种情况，本人一直供认，但查无实据，应根据本人交代。故怀疑庞系特嫌分子应予以否定。
2、原材料称：该庞交代1948年冬，富平樊师长太太同其勤务员张毅曾去伪三原医院，庞与张结识同宿一周左右。此期间张曾对庞讲“他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见过毛主席”等，并与庞商定于1949年农历正月十五在大荔某沟约会。因张的身份暴露，庞出谋帮助张脱险，后还与庞有过来往……系庞济民伪造历史。经我们再次向有关人员调查，仍无人证明此一情节。但本人一再交代确有其事。应根据本人交代。我们认为属一般历史情节。故伪造历史问题予以否定。
二是关于该庞在文化革命中的错误事实：
1、原材料称：攻击四清运动，为四不清下台干部喊冤叫屈，伺机翻案。如：1967年8月份，庞在东岳公社王义湾大队巡回医疗时曾讲：“社教运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社教是整人，完全搞的是形左实右，是复辟资本主义。”“社教可憎、恶毒得很……”大肆恶毒攻击、诬蔑、谩骂四清运动。经查：邢克敬证明：在1968年8、9月间庞在我队巡回医疗期间，我肯到庞济民跟前去，多次闲谈，我肯说社教工作团好得很，庞却说社教工作团不好。在闲谈中两人说得红脖子涨脸，算说算笑中庞说“社教是整人，是形左实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据此我们认为庞说“社教工作团可憎，社教是整人”，虽在闲谈争论中说的也是错误的。又如：1968年4、5月份，当群众组织“红造司”为被打倒的华清中学校长权剑琴翻案时，庞在医院职工中大造舆论说：“权剑琴是革命领导干部，是好同志，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同意结合权剑琴。”并说“凡是提出保护四清运动成果的都是保守组织”，公开与中央指示精神对抗。经查：段采兰证明：庞济民因为在街上看了华中群众组织在大字报上提到权剑琴的问题时，回来后在自己房子（集体宿舍）闲谈中，坐在床上说：“凡是保护四清运动成果的组织，都是保守组织。”我们认为虽是在文化革命中形成的观点不一致是认识问题，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又如：1967年春某天，庞同职工吉某某周某某去县砖瓦厂参加大会，当两派群众斗争激烈会场混乱时，庞跑到台上，手握麦克风讲：“我就是四不清下台干部，我要造反！”煽动四不清下台干部起来造反，嚣张至极。经查：季文虎、安秦生证明：“有一次县砖瓦厂召开批判该厂领导会。当时有各群众组织参加，由于对问题的观点不同进行辩论，会场混乱，双方发生争吵，我上台讲了话，讲后该厂红战团的人对我进行武斗。这时，县医院庞济民也登上舞台讲话。他说：同志们，不要吵了，不要打人，毛主席在十六条中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共产党员，我的错误由我本人负责。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不革命。我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双方有争论希望按照十六条办事……”等。据此，我们认为原材料所称有出入，此一问题应定为失实。
2、原材料称：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行。如：1968年10月在批判景某某（已解放）的大会上，庞指着景胸前戴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奖章（上有毛主席图像和“人民功臣”字样）说：“你戴的是黑货，是替彭德怀、习仲勋树碑立传。”经秦爱兰证明：“该庞在批判景的会议上说：景有吃老本，不立新功，摆老资格，放的毛主席像章不戴，而经常胸前挂着你功臣纪念章，为习仲勋树碑立传。”又如：1968年4月县医院评选出席“积代会”的代表时，庞公开张贴大字报，攻击“凡是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之一者就可当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恶毒攻击革委会。经审查：在批判景某某时景并没有解放，庞的发言是处于热爱毛主席。关于对评选代表张贴大字报的问题，我们认为庞与邓是个人成见，矛盾较深，派性所致。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3、原材料称：煽动反革命分子写大字报，破坏党的政策。如1966年7月份文化大革命初，庞煽动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张某某写大字报。对张说：“你写你的，你知道啥写啥，你知道的都可以揭发。”在第二天庞对张说：“叫你写你就写，知道啥就写啥。”在庞的煽动下，张某某贴出了大字报。又如：1970年3月份在贯彻落实（70）三、五、六号文件学习班上，革命群众揭发了白某偷听敌台广播等重大问题，白思想沉重，庞不但不宣传党的政策，反而对白说：“你要有自我革命精神，自己割自己肉不怕痛，自己杀自己的决心。”唆使白某走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经查：张某某证明：庞让张写大字报属事实。我们认为此一问题，是出现在文化革命初期，庞对政策不理解的错误做法。关于庞对白的谈话，经查：秦爱兰、雷季二人证明：70年3月份县举办落实三、五、六号文件学习班时，在批判白某的一次会上，庞在发言中说：“你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的错误要有自己割自己肉不怕痛的决心。”当时有个领导同志就说：庞在放毒，让白自杀。庞始终没有承认。领导重复了几次，并发纸让在场的同志证明。白某证明：庞和我在谈话其中说到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有挖疮、割肉的决心，要有自己杀自己的决心。后来解放军（可能姓张）问庞和你在一起说了些什么？我把庞向我说的给他谈了，他说：庞是让人自杀，庞已写了东西，也要让我写，我即把庞说的大意写了。庞根本不承认说这话。我们意见不作处理依据。
4、原材料称：分裂破坏红色政权，攻击革命领导干部，企图进行反夺权。如：1968年10月，当革委会主任邓某某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说错了话时，庞当场呼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邓某某！”企图借此打倒邓某某同志，达到颠覆红色政权的目的。经查：王振华、牛创道二人证明：邓某某同志在一次关于破反标的会场发言中说错了话，他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大家听了都很气愤，在支左解放军同意下对邓进行了批判。在第二天的批判会上，庞呼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邓某某”，这句话是事实。我们认为庞当时处于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并非攻击革命领导干部、颠覆红色政权。
根据以上情况，该庞政史问题经查和本人交代基本相符，属一般历史情节，故应予以否定。关于在文化革命中的错误事实，其中有的已予否定，有的问题失实，有的不作处理依据。但庞说“社教是整人”、“社教工作团可憎”、“凡是保护四清运动成果的组织，都是保守组织”、“凡是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之一者就可当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及让反革命分子写大字报等，其言行虽属认识问题，也是十分错误的。但在下放后，该庞表现工作积极，吃苦肯干，深受贫下中农欢迎。故不予纪律处分。
据此，经我局1973年7月14日会议研究讨论：让其写出深刻检查外，对1971年8月2日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庞济民同志党内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降一级处分的决定，应予以撤销，补发工资。

给父亲撤销处分的批复

上述的报告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写此报告者的认识和用语都不可能超出时代赋予他们的局限。比如，父亲说的“社教是整人”、“社教工作团可憎”等话，审干小组认为“虽属认识问题，也是十分错误的”，而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父亲讲的是实情，没有什么错误。
在档案中还看到了《中共临潼县委组织部关于撤消庞济民同志原处分决定的批复》，其标号为“临组发（73）188号”，对象是卫生局，称：“你局报来庞济民同志的复查材料，经县委常委会议1973年12月22日研究认为：原定主要事实失实，故同意你局意见：撤销县革委会政工组1971年8月12日给庞济民同志党内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降一级的处分决定，原降工资予以补发。特此批复。”
给予父亲的处分决定，没有通过党员大会，也没有经过父亲的同意和签名，是驻院工作组一手操办的。工作组只有两人，组长是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张某，另一位是县委宣传部干部郑某。在工作组的眼中，“庞济民态度恶劣”，处理应当从严，尽管处分的根据和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莫须有的。
父亲对处分没有认可，但还是服从了下放——到基层农村卫生院当医生。毕竟头上没有了“反革命”的帽子，告别了“牛棚”，可以名正言顺地当医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了。于是，他打点行李，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高高兴兴地到交口公社卫生院报到。交口在渭河北岸，相对闭塞，医疗条件也差一些。父亲去了以后，如鸟入林，鱼入水，马归草原，鹰翔蓝天，思想上没有了束缚，医术上更加进步，每天接诊百人以上，病人排成长队，节假日放弃休息，看好了许多疑难病症，声望传遍周围的雨金、栎阳、何寨、油槐等公社，许多病人都朝交口赶。不长时间，就使一个小小的公社卫生院，成为全县第一。

贾平凹先生为父亲题的条幅，时在上世纪80年代。

“交口三年，看病十万，受挫而奋，干劲冲天。”父亲用这几句话，概括他人生历程中的一次飞跃。据说已成为县委副书记的张某闻听父亲的事迹后也很感慨，说下放的八人中，就庞济民能干，成绩出众，真所谓“好汉不怕压”啊。这期间，父亲没有放弃申诉，他把材料寄到省上，寄到中央。到1973年年底，父亲的冤案得到甄别平反，取消一切处分，恢复名誉；接着，又于1974年春，调父亲到栎阳地段医院，任业务副院长。平反决定和任职决定，都是那个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郑某来宣布的。两次见到父亲，郑某两次道歉，父亲两次的说法也都一样：“没有啥，运动么，不怨你。”

[本文系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秦人家事》（西安出版社2011年版）中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