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漩流——怀念父亲庞济民(三)

庞 进  2015年6月22日

 

多年后,对父亲在《天志》上的痴迷,我想到了精神生活对人的重要性、必需性。人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精神有突围的趋向,总是在寻找出路——涡漩的目的还是奔流啊。父亲以他的方式进行突围、寻找,尽管有些杂乱、有些荒诞、有些自以为是。然而,作为儿子的我,以及生活在天地间的人们,何尝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在突围呢?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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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有《天志》图案的茶几。摄于1999年春天,母亲去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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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中华天然志》复印件上做的标注

1998年11月的一天,蓝田县华胥镇一个叫杨西峰的人,上门推销茶几,是镶大理石面的那种。母亲和姐姐商量,以每个一百二十五元的价格,购进了三十个。这些茶几,不太好销,卖了近一个月,出手了若干个,勉强能收回本钱。姐姐的意思是不要再进了,母亲却觉得快过年了,茶几的销路可能会好些。于是,1999年元月6日,母亲不听家人劝阻,执意给货主杨西峰打电话,让再送十五个来。第二天下午,一辆小货车停到门口,从车厢里抬下十八个茶几来——多送了三个。
十八个茶几,十八个不同的大理石镶面。其中一个,长约一百三十公分,宽五十公分,淡红的底色上,起着黑白交错的复杂的花纹,比较独特,父母亲发现后,感觉奇异,就收藏在住室里,不再摆卖。
从此,父亲开始了他的异乎寻常的发现。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对头喙清楚、张着翅膀的喜鹊。父亲一生喜爱喜鹊,这不仅因为喜鹊能捕食害虫、能“报喜”给人间,更因为医祖的名字叫扁鹊——“喜鹊就是扁鹊”。父亲一生崇敬扁鹊,认为自己是扁鹊的九十九代传人。这是父亲首次将他在茶几面上看到的“动物形象”,和历史名人联系起来。接着,父亲又在喜鹊的下方,发现了一只收翅欲落的雄鹰;在另一处,发现了生有三叉独角的麒麟。春节期间,父亲让家人将茶几搬到院中亮处,仔细观察,相继发现了十二生肖。这些发现,令父亲高兴异常,认为这是一块天然形成的“宝石”,是上天赐予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天书》、《天志》。
春节过后不久,母亲就突然病故了。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深切的悲痛、无尽的怀念,导致父亲将精力集中到了《天志》上。他认为,大理石茶几是夫人姚氏执意购进的,姚氏完成了上天赋予的收藏任务,离开了,入土为安了,把理解的任务留给了他。这当是上天的意图,是义不容辞的使命。
于是,他多次请人为《天志》拍照,然后在十几个底版中选择照得最好的一张,冲洗、放大、过塑了数十份。他白天看,晚上看;强光下看,弱光下看;用放大镜照着看,用尺子量着看,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地看。不光看,还想,苦想,冥想,幻想,梦想,臆想;吃饭时想,走路时想,坐车时想,睡觉时想;回忆着想,对比着想,边查资料、边翻辞书边想。想到了什么就写下来,一遍一遍地写,反反复复地写,点点滴滴地写,涂涂抹抹地写,从不间断地写,写的心得日记、理解文章、书信报告,锥钉了几十个本子,堆在一起有二三尺厚。不光看、想、写,还宣讲,给儿女讲,给亲戚讲,给朋友讲,给他能接触到的一切人讲,甚至以信件的方式,给文化名人讲,给中央领导讲。可以这么说,父亲的最后三年,是看《天志》、想《天志》、写《天志》、讲《天志》的三年。
那么,父亲到底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又写了些什么?
四山一川:钟山(因有孙中山、宋庆龄、蒋介石等人的形象而得名)、北斗七星山(形状像北斗,上面有七位伟大人物)、虎马山(山顶有黑色猛虎、山腰有白马)、桂林山(有众猴栖息)、蓝玉川(古华胥所在之地,伏羲、女娲生长之地)。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等,父亲均从《天志》上看得“活灵活现”,而且以“子鼠头对着午马尾”确定了《天志》的“子午线”,即“经线”;以“卯兔尾对着酉鸡头”确定了“卯酉线”,即“纬线”。
父亲将龙看成十二生肖的“领袖”。他在《天志》上先后发现了九条龙:两条青色角龙、三条白色蚕龙、两条飞龙、一条黄色彩龙和一条金头乌身龙。这些龙分别和伏羲、黄帝、秦始皇、刘邦、武则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九位“一级元首”相对应、相联系。由此,父亲认为中华民族是“九龙治国”、“龙是中国的政治”。
我研究龙文化十多年,对龙的起源持“多元容合(容合为兼容、包容、综合、化合之意)”的观点,认为龙源于生物,又高于生物,是古人对蛇、鱼、鳄、猪、马、牛等动物,及云、雷电、虹霓、龙卷风等自然天象多元容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父亲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其论据,一是《天志》上有龙的形象,且多达九条;二是中国有十二生肖,其他十一个都是真实存在,龙不可能例外;三是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龙,何来真龙天子、龙的种族、龙的传人?四是繁体龙字为“立加肉月加早期龙形”,“肉月”即人体。父亲说我的观点使龙“蒙了冤”、“伤了龙的心”。他还说,天地间亿万年前就有了龙,龙是最早、最有灵性的动物,原始人、古人、现代人,都是龙的天然衍变,“人之初叫龙”。在这里,父亲有把恐龙和神物龙相混之嫌,也是把只有放在文化象征层面才能理解的东西,拉到生物层面、政治层面来理解了。
牛是父亲看到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形象。在《天志》中,牛是和麒麟合为一体的,位于钟山山脉之底部,“太阳熊”之下,“牛的高级名字叫麒麟”。鲁迅先生有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所以,父亲认为,这头麒麟牛,象征和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史学之精英,如古代的孔子、孟子、司马迁,现代的鲁迅、闻一多等。
十二生肖之外,父亲还发现了九种“海陆空动物”:中华鲟、太阳熊、月白熊、雄狮、熊猫、白猫、凤雉、喜鹊、雄鹰。
“两祖”在父亲的发现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两祖,即医祖和妈祖。
医祖扁鹊,标志是喜鹊,因最早被发现,且处在钟山山脉右部的山顶上,被父亲称为理解“天志”的“指路明灯”。扁鹊真名秦越人,战国时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具体的生卒年月不详。父亲将其生年写为公元前407年,卒年写为公元前310年,活了九十七岁。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考古实证,只是父亲觉得扁鹊应该到过秦孝公时期(公元前361年到公元前338年)的秦都城栎阳。父亲之所以将扁鹊置于很高的位置,除了自认为是扁鹊的门徒外,还认为医祖“功高宇内,道济含灵”,“但同关公、城隍、土地爷、财神爷相比,还是不吃香,人们把神医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华夏的传统文化、人们的偏心眼,有敬硬不太敬软的倾向,不公平,不公道”。
妈祖,“人祖女娲氏之继承人”,坐在《天志》所昭示的“莲荷叶”上,形象“神奇而庄重,显明的圣母模样”。父亲言其“姓何姚,名月,生于公元前402年,终年九十四岁”。之所以姓何姚,是因为何香凝(妈祖的一个“化身”、“灵体继承人”)姓何,舜帝姓姚,父亲的老伴、我的母亲姓姚;而叫月,一是与“栎阳”的“栎”发“月”之音有关,二是与父亲的生母名叫“梅月”有关。可见,父亲所言的妈祖,是自己设想的妈祖,和福建莆田湄洲的那位以行善济世为己任,被称作“通贤灵女”、“天妃”、“天后”、“海神”的妈祖不是一回事。湄洲妈祖原名林默,生于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羽化升天”,只活了二十八岁。
在父亲的笔下,医祖和妈祖是同时代人,医祖是妈祖的老师和丈夫,妈祖是医祖的学生和夫人,妈祖随医祖学习妇产科。——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影响下,妈祖未入史册,但后代人民牢记不忘。全国各地皆有娘娘婆庙,所纪念、祭祀的送子娘娘,就是妈祖。妈祖是一位不辞劳苦的“接生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医生”。在秦献公时期,妈祖随医祖到秦都栎阳创办“医舍”。他们有四个子女和众多的徒弟,“长女名何姚万枝,长子名秦越万里,次子名秦越千山,小女名何姚千红”。
十二个国家一级元首:人祖先翁奇(伏羲氏)、人祖女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唐女皇武则天、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独裁总统蒋介石、新中国领袖毛泽东、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总师主帅邓小平。
十二个国家一级二把手:其中五位国民党人士——何香凝、廖仲恺、李宗仁、黄兴、于右任;七位共产党人士——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任弼时、彭真、邓颖超。
其中,邓小平、孙中山、何香凝、廖仲恺、宋庆龄、周恩来,又被父亲称作“六贤”、“六圣贤”或“六仙”。
另外,还有三个“千古罪人”:汪精卫、林彪、江青。都处于钟山下方,汪面向孙中山而跪;林、江面向毛、刘、周、朱……而跪。
在观看、理解《天志》的日日夜夜里,发生了不少在父亲看来至关重要的“事件”:
1999年2月23日(正月初八),深更半夜,熟睡中的父亲突然被一个“叫奇”的声音惊醒,只闻声,不见人,这声音宏亮高亢,如清谷绝响。原来,父亲已发现《天志》的子午线上有一个“坐北向南、放眼寰宇、冷静沉思”的“人祖先翁”,多日来,他一直思考着给先翁起个名字。他想了个“意”字,还想了个“志”字,都写在了本子上,未定。现在好了,先翁的指令来了。于是,父亲天未亮即起床,将“意”和“志”墨掉,郑重地改作“奇”。为什么要叫“奇”呢?父亲想到了奇石、奇事、奇迹,想到了奇人、奇才、奇闻,甚至想到了“旗”,“旗”“奇”同音,“旗”者,旗帜也,方向也。看来,父亲想到,自己对《天志》的研究和阐释,先翁是认可的,关心的……
1999年4月14日,父亲到县医院看病,将《天志》照片让做教师的我的弟媳芳珍看,芳珍看到了一个半身侧面人头像,光头,着中山装,衣领清晰、规整。芳珍说这个人很像孙中山,父亲接过细看,果然。于是大喜大惊,谓之重大发现。随之,将“国父”所在之“山”,命名为“钟山”。有孙先生就得有孙夫人,于是,父亲又在“国父”的身后,发现了“上衣下裙,美貌大方,眉清目秀”的宋庆龄。宋女士站在一只“月白熊”身上,双手合拢作鼓掌状,是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的形象。
接着,父亲又在孙中山侧面像的前面,找到了身穿马褂、以雄鹰为标志的蒋介石。
毛泽东是父亲崇拜的“开国领袖”,《天志》上不可能不出现。于是,父亲继续看,继续找,在《天志》面世后的第二百九十九天,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中国老百姓不是把毛泽东比做“心中的红太阳”吗?找到了“红太阳”,不就等于找到了“毛主席”吗?按这样的推理,父亲在子午线和卯酉线的十字交合处发现了一轮“红太阳”,因太阳光芒四射,看上去又像一只“熊”。毛主席就站在“太阳熊”的身上,穿长衫,拿雨伞,正要去安源发动革命的样子。
邓小平的形象比毛泽东的形象发现得还要早些,那是《天志》面世后的第一百二十天,父亲在看了报上登的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照片后,受到了启发,遂在钟山山顶之中部,和北斗七星山右部,看到了两幅邓小平的“肖像”:一幅较小,是“文革”前的邓小平;一幅稍大,是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时的邓小平。这后一个邓小平,“以金头乌身龙为标志”,此龙“行空高飞,独来独往”。到了2000年3月6日,即母亲去世一周年的那一天,《天志》“偶然显灵”,使父亲在“子午线的最北端”,又看到了一个“约二公分高大的邓公小平”,还看到“当今中央的七大常委,围了邓公一圈”。
《天志》的名称,有一个逐步确定的过程。开始称“天石”(晚霞红大理石)、“天宝”(天然宝石);后兼称“天榜”、“天档”(天然档案、天字一号政治文史档案)、“天书”(天赐诏书、元始天书);再后来,由“天造地设中华文史志”、“天地人和中华志”、“元始天书中华古今志”、“天地人和政治文史统一志”等,而最后定名为《中华天然志》,简称《天志》。另外,还有“天然画卷”、“无价国宝”、“绝世之宝”、“历史丰碑”、“伟大旗帜”、“中华神图”、“世界第九大奇迹”、“二十一世纪的开门红”等等说法。
在父亲看来,《天志》是为了“阐明真理”、“说明过去,结论过去,给十多亿中华民族有一个明确交代”而来到世间的。《天志》上出现的十二生肖、五大历史时代(龙人原始、上古炎黄、封建帝王、辛亥革命、新中国)、十二位国家一级领袖(元首、皇帝、主席、总统、总师),“是天地人和精气神在大理石上的凝结,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写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纪实、之大纲”,“它抓住了民族兴盛时代之本质、进步之脚印”。“《天志》之价值无法计算,比金字塔还贵重,秦兵马俑次之”。
父亲为《天志》写了不少顺口溜似的歌诀,如“宝石晚霞红,山水翠绿清;图景多艳丽,美观似仙境”;“天地人和志,祖国何地生?辗转行千里,华胥之国停;九九元月六,光临庞家中”;“大理石长一米三,有天有地有青山;走兽飞禽形象好,十二生肖模样全”;“瑞兽麒麟体端详,美女玉兔亲月亮;云龙天狗追太阳,熊猫安卧山坡上”;“人祖先翁座位高,望宇泽环奇迹昭;仙母女娲容安详,补天育生功德长”;“钟山山脉高又宽,辛亥革命人物显;山坡显像五领袖,论功定位分得明”;等等。
在如何对待《天志》的问题上,我和父亲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父亲曾分析《天志》落户庞家的主要原因:一,“《天志》不落无福之地”。庞家的列祖列宗造福乡里,“祖功泽百世,宗德润千秋”,“先人的积德,坟里的风脉”;二,庞济民和夫人姚秀民及女儿庞先锋、儿子庞任隆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精忠报国,行医济世”,感动了医祖、妈祖和六位圣贤;三,是长子庞进,勤奋用功十多年,研究龙文化,撰文、出书、办网站,成就不小,感动了先人,感动了天。
据此,他认为,我应该以《天志》为蓝本、为依据来研究龙,写一本“结论中华龙的书”,“完成一万二千年的中华龙文化史”,使“国人今后再不要在龙的传说中费心费神了”。公元2000年,巧遇庚辰龙年,父亲认为天赐时机,“著书立说到关键时刻了”,应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一书定乾坤”。“庞进爱龙感动天,庚辰龙年龙下凡。”“中华民族万二年,历代传说有真版。《天志》降临庞姚家,父子通力快立传。”
对父亲的说法,我一直不以为然。1999年春节,我回到栎阳,父亲即让我看收藏在里屋的茶几面。当时只觉得图案是比较复杂一些,但谈不上是什么“天宝”、“天书”、“天档”、“天志”。所以,当父亲说他看到了这看到了那时,我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而已。母亲病故后,父亲将理解《天志》当成了吃饭、睡觉、治病之余的主要功课,我未表示反对,也没有阻挡他,觉得这是老父排遣悲痛和怀念的一种方式。父亲在西安居住期间,我的书架是敞开的,父亲需要查什么辞书、找什么资料,我都尽量满足他、帮助他。
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样做研究,也不能答应他提出的,“参照《天志》写龙书”的要求。这里,可以改造一句前人的名言:吾爱吾父,吾更爱真理。为此,我和父亲曾有过争论,父亲认为,我应该“谦心接受《天志》,不信《天志》是大错,会有后悔之日。这是天给的责任,要顺天行事,不能违天命。”我说,所谓《天志》,是你个人认定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考古学上判断年代,要用碳14测定,加树轮校正,不是谁说多少年就是多少年。大理石面上的动物图案,是你看着它们像什么,并非真的是这些动物的化石。比如,你说那团白是熊猫,别人会觉得像一片棉絮,或者什么都不像。好比天边一团云彩,某个人看像一群马,另一个人看像一群羊,再换一个人看又像几条龙,作为艺术欣赏,这样的随意性的想象、比附是可以的,但是,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研究,就很荒诞,缺乏科学性。
对我的说法和看法,父亲不以为然,但又无可奈何。他在日记中写道:“遇到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身着朴素,稳重大方,戴着眼镜。他看了天造地设的景图,结论是‘似是而非’,不以为然,无惊喜之感。古人云,有眼不识泰山,错把黄金当烂铜……”“庞小家庭四口,庞老孤立之。龙在屋檐下,有生受人批。政治观点不同,力做中流砥柱。”他给一位亲戚讲过“庞进要是不写这本书,不帮我把《天志》推出去,我就不认他了”的话。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在后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天之令,父之心,子如何?重视接受是天意,不重视不接受还是天意。”
2001年10月份,蓝田县华胥镇的书记镇长一行数人来找我。他们是为开发境内的华胥陵而来的,希望我从龙文化的角度,对此事做一番论证,提一些建议。我说这件事我当积极参与,一来伏羲女娲有“龙祖”之称,和伏羲女娲有关的文化都属于龙文化研究的范围;二来我虽生在临潼,但庞家的祖籍在蓝田,可以说临潼、蓝田都是我的故乡,为故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义不容辞;还有第三条,我当时正在写《大悟骊山》(作家地理丛书之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而华胥陵,就位于骊山南麓的孟岩村。
父亲对这件事很关注。一来大理石茶几是华胥镇的农商杨西峰提供的,也就是说,华胥是《天志》的一个发祥地——父亲曾通过电话问知,《天志》原出河南南阳山区,是杨西峰翻山过水,将其“请”到华胥的;二来父亲在《天志》上发现了两位人祖:男性的伏羲氏,父亲称先翁奇,女性的女娲氏。两位人祖的故国家园在华胥。于是,父亲提出陪着他去华胥镇一趟,我同意了。2001年12月26日上午,我们乘班车到达华胥镇。在临街的饭馆里吃了当地人喜食的干爦臊子面,顺便询问了华胥陵的情况,然后去找杨西峰。在一个家具店见到了杨妻,说她丈夫进货去了,不在家。折回来,进了镇政府,公示栏里,有书记、镇长的照片,父亲记下了名字。因逢礼拜天,估计人都不在,也就没有去找。从镇政府出来,走到华胥镇医院门口的时候,我给父亲拍了两张照片。回来后,父亲写了日记,言“去是天意,也是自己的愿望,虽未见到应见之人,但信息到了,则可也,乐也”。
两天后,蓝田县召开“华胥陵开发论证会”。一大早,车就来接。父亲提出和我同去,我没有同意。当时的心理是:到会的多是考古界、文博界的专家学者,父亲去了,依其性格,难免要发言,所发之言肯定是依据《天志》,讲他所理解的伏羲、女娲、华胥氏等等,从而难免让与会者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招来取笑。对我的拦阻,父亲心中肯定是不愉快的,但在当天的日记中,父亲却写了这样的话:“庞进黎明时被专车接去开会了,将以龙文化专家的身份,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之好事。故乡蓝田开发华胥陵,实为天意之行为,我十二分之高兴,祝会议成功。”——写到这里,我有些歉疚,当时何不带父亲一起去呢?父亲去了,听听专家们的发言,看看人家是如何搞研究、做学问的,对老人家也是有好处的呀!看来,还是自己有私心,怕父亲的发言丢了自己的人。
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父亲没有正式的发表途径。于是,他就利用一切机会,主动把《天志》照片拿出来,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都指指点点地宣讲。我的朋友,凡是来过我家者,没有没听过父亲讲解的。面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听着天书般的、煞有介事的讲解,朋友们有的一言不发,不置可否,顶多笑一笑;有的照顾性地点点头,说声“有点像,有点像”。之后,对我提及,我就得做一番解释,说母亲突然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脑子受到了影响,这是对老伴的怀念导致的,云云。
父亲也给他的不少朋友、认识的人宣讲过,反应大都很漠然,有的人还撇几句“不过是一块石头”、“迷信”、“唯心主义”之类的话。父亲听到后有些生气,说:“大理石面是一块存在的物,物上之生物、人物形象客观存在,还能假吗?!”当然,也有个别人成为父亲的“同道”,如一个叫张有文的先生,就给父亲写了一篇《观后感》:“石板一块,色彩图案奇现。仔细观看,各种构思出现,天地人物,形态逼真自然。要说平淡,只是一块石板;要说奇特,把这些天地人物与历史及天文相联系,就真的是《天然中华志》。”
为了引起重视,父亲几次给中央有关部门和一些文化名人写信,报告《天志》问世的“喜讯”,谈他的理解和请求,简述庞家祖辈积德行善、自己行医济世、学习邓老理论及收藏《天志》的经历、成绩,表明“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忠心和诚心”,并附寄《天志》照片。言“绝世之宝,希请珍视”,“可派人密访”,“最好能由国家出面收藏,妥善保护”,“只要中央认为《天志》是绝世之宝,就捐给中央”,使“民之心,国之魂,天之意”都有个“圆满的着落”;“可拍照放大到五尺宽、十丈三尺长,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香港特区礼堂、澳门特区礼堂、台湾省礼堂。让中国人、执政的领袖人物、科学文史专家,详看研究,为中华大统、民族振兴、世界和平做贡献”。因他是基层政协成员,所以,“敬请李瑞环主席审阅批示,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酌情帮助,力求二月二日阴历龙抬头日落实”。他还说,《天志》是“赠给江泽民主席之天礼”,他认为自己和江主席是同代人,“江主席是我的老哥,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爱国忠党的小弟”。从留下的资料看,他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寄过,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邓榕寄过,给赵朴初、赵忠祥寄过。——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了,没有一点点回音。

我曾反复思考,父亲在离世前的这三年,为什么会痴迷于《天志》,从而陷入一种精神漩涡呢?
从远古到当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石崇拜都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所谓“神石”、“灵石”。其生成的因由,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人类经过了悠久的石器时代,漫长的岁月里,石头一直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手段,人们由用石、赖石、爱石,到敬石、拜石、神化石——已成为习俗遗传。二是有些石头或来历不凡,如陨石;或质地稀贵,如钻石、玉石;或与宗教领袖、人间君王、传奇英雄等“神人”、“强人”、“名人”有关;或其色泽、形状、纹理奇特有趣,所谓“天地至精之气,结而为石。状为奇怪,或岩窦透漏,峰岭层棱……物象宛然,得于仿佛”。(孔传语)总之是,把天然的东西“人化”、“神化”,给本来没有意义的东西赋予其意义。
父亲的情形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具体分析,大概有这么几个“情结”在起作用。
先说“政治情结”。
“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等等,浸淫中国数十年,“突出政治”,成了父亲一代人的灵魂,也成了他们思考问题的习惯。《天志》来到庞家,父亲不可能不用“政治”的眼光去看。他认为,《天志》是“政治灵魂之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大政治、大历史、大宣言、大理论、大档案、大方向、大前途”,是“天降明诏,告知天下,谁是民族英雄,谁是背叛分子,一目了然。”“《天志》集合了中华民族中有大威信、大成绩、大错误的领袖及特殊人物”;“这些人物,图像清楚,座次分明:孙、宋、毛、邓,居上位,仪态轩昂;汪、林、江居下方,跪拜认罪。”通过《天志》,可以“辨善恶,识忠奸”。
他还认为,《天志》是“试金石”,对《天志》不重视、不认识、不理解,是“政治水平”问题,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爱党爱国爱人民,忠心和诚心是理解《天志》的基本的政治条件”,“政治坚强的优秀分子是能看清的,对政治不敏感的人是睁眼瞎子,看不清的”。“我看了基本上一目了然,如明眼人晴天看太阳;不像一些人,就像隔着浮云看月亮”,“少数官僚政客、腐败分子与《天志》无缘”。
他的外孙、我的外甥,多年前就说其医师爷是“愚忠”,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天志》面世后,父亲认为加在他头上的愚忠的帽子可以卸掉了,因为他所忠的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上了《天志》,说明他的“忠”,得到了上天的承认,“忠”得好,“忠”得对,应当“愚忠到底”。他斥责说他愚忠的人,“不懂政治,不知天高地厚,把书叫狗念了”。
在父亲的政治天平里,“爱国”的分量一直很重。他认为,《天志》“证实了中华民族在地球上之独立性,中国人就是中国生出来的龙的传人,有人说中国人是由非洲人发展而来的,纯属害论。”“《天志》面世,是龙的传人的福气。”他曾言《天志》“能起很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是“祖国统一的象征和昭示”,堪称《中华统一志》,因为《天志》上有“国父”孙中山,有国共两党的众多领袖,这些领袖无不主张中华一统。所以,《天志》的意愿是“统一”,而不是“分裂”。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这之前,父亲几次挑选“黄道吉日”,请摄影师,为《天志》拍照,为的是得到一张理想的照片,放大后,连同说明材料寄赠马万祺、何厚铧。他还想到,《天志》是一个横断面,是由整块的大理石切割而成的,那么,这样的横断面就应该还有几块。这几块想必已散落在民间了。于是,他“请求国家重视,照着图样寻找,应该不难找到。找到后全部收回,大陆留一块,放置在人民大会堂,然后给台湾一块、给香港一块、给澳门一块。”“让人们看一看,天存的原始档案:中国是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谁想搞分裂,就要遭天谴。”
再说“伟人情结”。
父亲一生崇拜伟人。少年时期崇拜孙中山,青年、中年时期崇拜毛泽东,步入老年后,对邓小平的崇拜与日俱增,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开始学习邓小平的讲话,报上发一篇,他剪贴一篇。80年代有了《邓小平文选》,出版一本,他购买一本。“常放在床头,同书而眠;三卷齐学,相依为命”,“人不离书,书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百遍千遍地读”。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认真学习伟人之《文选》、领会伟人之心思,生活着也味道不深呀!”他觉得自己堪称“学习邓老理论的优秀分子”。经过反复学习,深刻领会,他“深感邓老之伟大”,是“实事求是之楷模,治理国家之精英”。同时,他还查了一番《人生六十年风水表》,得出甲辰年(公元1904年)出生的邓老,是为“五行属火”的“伏潭之龙”,“天降大任,邓公承担”。
他将《天志》面世和邓小平联系起来,认为是“邓老之奇功……没有改革开放,过一万年,《天志》还躺在山中”。觉得自己之所以年过古稀,视力超常,对《天志》能看清、能理解,且敢说敢做,“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为指导的”。他在《天志》上发现了许多伟人,而把邓小平、孙中山、何香凝、廖仲恺、宋庆龄、周恩来称作“六圣贤”,说“六圣贤”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要向“六圣贤”学习,以“六圣贤”的政治观点、行为风度作为处世标准。“六圣贤”是依邓小平为核心的,所以要排在首位。他称邓为“总师主帅”,还撰写了一首《四字歌》:“总师主帅,邓高望远。人民儿子,顶天立地。八十春秋,为国爱民。三落三起,历尽艰辛。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纠‘左’正本。改革开放,繁荣乾坤。年登耄耋,流芳百世。”他将这首歌复印了若干份,在栎阳镇政协开会时,宣读散发。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3月2日骨灰撒海。患病中的父亲为之悲恸,在病床上写下了“寿比南山,重如泰山;骨灰入海,汪洋澎湃”十六个字,以示悼念。为了永久纪念邓老的丰功伟绩,父亲设想在位于陕西蓝田境内的秦岭支脉,“独立好看”的“中国寺”(也叫“宗归寺”、“竹桂寺”)山顶上建一座高九丈六尺的纪念塔,名曰“中国邓公寺”——据说山顶原有一座高塔,“文革”中毁掉了。他于1997年3月给中央领导写了信,言邓公是“六圣贤”的总代表,“是我的老师,是我敬爱的伯伯,给邓老建纪念塔,是我终生的愿望,也是广大人民的企盼”。同时,也将建议信、倡议书和设计图寄给了蓝田县政协,意欲捐资五千到一万元(他和老伴苦劳一生,到老时积蓄不过三万多元)。一直未见回音。后来他想通了,觉得自己心太急了,“此事非同小可,得由中央来决定,不是平民百姓能办的事。自己有心无力,有志无权”,“小人物想办事,难如上天”,“美好的想法,今生怕也难以实现”。
2000年6月27日,新华社就《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出版发了消息,父亲从报上看到后,当即去新华书店购买。在钟楼书店里,他听说此书之前,已有一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于是询问售货员。回答说刚卖完,若要的话,得等一等,他们到库房去取。父亲就等啊等,等了两个小时,才将书买到手。父亲高兴地捧着两本书回家,立即开读,读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父亲读书,喜欢边读边用红铅笔勾画,于是,两本书上都留下了许多红道道、红圈圈。父亲认为,这两本书,对他理解《天志》很有帮助。同时他还发现一个问题:书中言邓老的第一个名字叫“先圣”,可《当代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却是“先至”。父亲认为“先至”是对的。就此问题,他还专门给作者毛毛(邓榕)写了信。同时,他附寄《天志》照片,“希请转送总师主帅之夫人、长辈卓琳一张”。
崇拜伟人的人大概都想成为伟人。伟人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觉得自己承应了“天意”,得了“天助”,担当了“上天”赋予的重任,能够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在日记、文章、信件中,多次言自己是“受命于天”,对《天志》的理解,是“天赐的责任”,“天意不可违,违了就对不起天地良心了”。他认为自己尽管文化水平有限,理解《天志》有困难,有时候“难得团团转”,但“心诚则灵”,“悟性可通天”,尤其是能经常得到“来自上天的信息”,受到先翁奇、大姨妈(宋庆龄)和邓公的指点。
1949年报考解放军医疗队的时候,父亲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名字:庞主平,字济公。当时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是受了孙中山《遗嘱》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自由平等……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段话的影响。考上军医后,因家庭拖累而未去,此名也就因“太大”、“和自己的身份、职业不符”而“藏在心中”。《天志》面世后,父亲觉得自己担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可以启用了这个名字了,于是,在有关《天志》的文章、报告中,多次署名“庞主平,字济公”。
还有“思亲情结”。
对老伴的深切思念,贯穿父亲理解《天志》的全过程。父亲认为,《天志》是姚氏执意购进的,姚氏是珍藏《天志》的第一人。《天志》现身庞家,是“福”、“大福”,没料到一百二十天后,老伴突然病逝,这当然是“祸”了,正所谓“福兮祸所伏”。那么,只有珍视《天志》、理解《天志》,才能对得起老伴,也才能实现“祸兮福所倚”。于是,他下定决心,做理解《天志》的第一人,以完成上苍赐予的“合璧”重任。
《天志》照片拍成后,父亲挑选一张,郑重地放在母亲的遗像下,每天上一炷高香。2000年3月6日,是母亲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姚氏之英灵应该安息,庞济民正在专心致志地理解《天志》,即将完成任务。”他还说,“姚氏的性格就像大理石,服务众人,奉献自己;人去物在,物是人的代号,看到了《天志》,就看到了姚氏。”
到了2001年,“大姨妈”多次出现在父亲的梦中,用父亲的话说,就是“三令五申”地传信息、发指示。其中一个指示是说,理解《天志》,可以到2001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也是父亲的“生日”)时结束。后来又发出指示,说可以延长到2002年3月6日,即姚氏去世三周年时结束。“大姨妈”是父亲对“六圣贤”之一的宋庆龄的尊称,父亲认为宋氏是妈祖的第九十八代传人,而她的夫人姚氏是妈祖的第九十九代传人。他在一篇日记中记述了同时梦见“大姨妈”和夫人“秀女”时的情景:“白天日光明,突现山顶平。木椽纵横架,秀女晾皮褥。山坡草木茂,坡陡难攀登。秀女高声叫,扶上我姨妈。听从秀女意,去扶姨妈身。慈祥一身青,欲扶她突高。忽然光芒显,五星照人间。”
从2001年10月开始,父亲筹划着为母亲立碑,碑文内容是父亲和我斟酌、商量定的。碑石正中的内容为:“中华天然志受护者、妇产科助产士姚秀民女士之灵”。这样的称呼,是父亲着意强调的。
在分析了父亲的几个“情结”之后,有必要再说说他老人家的研究方法——简单联系法。这样的方法常在武打类、言情类的影视剧里看到。比如琼瑶女士的《还珠格格》:紫薇因思念尔康而跳岩,明明是跳下去了,但又不能让她死,怎么办呢?忽然来一群翩翩蝴蝶,把紫薇托起来就行了。这种方法用于文学想象,当然可以,也很直接、很简便。但是,若用于学术研究,就免不了要出笑话。
在一般人看来,所谓《天志》,不过是一个普通茶几的大理石镶面。大理石,本为变质岩石之一,因盛产于我国云南大理而得名。矿物成分主要为方解石,一般为白色,如含不同的杂质,就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花纹。而父亲则认为,大理石上的人物形态是华夏优秀人物的天然档案,因而,“大理”就是中华民族传之万年的“伟大的真理”。他还说,“实事求是”用于《天志》,就是“石事求是”,就是用大理石这个“石(实)物”,来求“天然的真理”这个“是”。不是讲“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在父亲看来,《天志》就是应“唯”之“物”;而“实践”,就是“石见”,即“大理石上见”。
在对《天志》的理解中,这种牵强附会、“知一反三”式的“臆断”和“推理”,可谓比比皆是。
多年后,对父亲在《天志》上的痴迷,我想到了精神生活对人的重要性、必需性。人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精神有突围的趋向,总是在寻找出路——涡漩的目的还是奔流啊。父亲以他的方式进行突围、寻找,尽管有些杂乱、有些荒诞、有些自以为是。然而,作为儿子的我,以及生活在天地间的人们,何尝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寻找、在突围呢?

[本文系长篇纪实文学《平民世代》(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中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