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古代经典的学者，我一直被如下问题深深烦恼，即如何把中国古代经典做成让韩国年轻人可以读的书。因此，我最近正进行着庞大的注释作业，已经完成的有《论语》《孝经》《大学》，目前正埋首于《中庸》的韩文注释。

我出生于韩国，而韩国是一个小国。出生在小国的人再怎么努力用功，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大国出生、拜大国所赐的机运而成长的各位，一定会成为“大人”，而不会成为“小人”。因为是出生于大国，虽然必须经历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站上领导的地位，在同样努力之下的各位，当然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想想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未来，各位一定要成为“大人”。所以，中国的责任是很艰巨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选择何种历史进程，将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过去唐朝的文明非常开放，融合了世界多个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华丽，也将华丽的文明成果跟周边国家分享。当时中国是具备主导世界文明资格的领袖。

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学术机构，院长是杜维明老师，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主考官。他曾经提出“中国文明三大纪元论”（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论述。我受到他论述的启发而有过许多的思考。第一纪元是孔子所创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国文明传统加以整理，而创造了新的文明纪元。不过，许多人只要想到中国文明，都会把它当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为荣。但是在人类的古代世界中，中国毕竟不属于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与埃及尼罗河边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时间范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属于最近世的文明，它的伟大性并不在于历史悠久，而是在于它打破神话的桎梏，创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从孔子的血统来看，他虽是殷代的后裔，却能摆脱殷朝的宗教桎梏，开创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图通过诗歌来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说“述而不作”，实则是透过“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来“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谓“作”，是意指为人类存续的文明价值创造新的转机；“作”就是摆脱神话的人文作为。

第二纪元是由朱子这个人物来代言。当然，这个纪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周濂溪、张横渠，以及二程等先驱，由于朱熹集他们的时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将朱子视为第二纪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纪元，有来自天竺与西域的重大挑战，印度的佛教成为这个挑战的核心。但并不只是佛教而已，许多西方的文明与佛教一起进来了。而且，基督教也从波斯传来。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么盛行，从现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可以得到证明。说到基督教，尽管各位可能都会联想到明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或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汤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们更早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灭亡之际，在当地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举吸收，对唐朝文明的兴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汉译的时候，都借用汉文蕴藏的概念来表达其义，而被称之为“格义”。因此，我主张，中国佛教基本上是格义佛教。所以，禅佛教可以说是格义佛教的巅峰。禅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岩录》，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论语”化。孔子与他的弟子进行的问答，在此以禅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波斯王朝的灭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国发挥如同罗马教廷的中枢控制作用。于是基督教也被彻底中国化，景教几乎与佛教或道教一样被中国化到无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学并非如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认为的，是幼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上自汉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战，创造了主体性新理论的第二纪元，正是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历经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战，同时新创立了可与其匹敌的中国价值观。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经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就是所谓的“四书”。《大学》把握了儒学精神的大纲，《论语》发现了儒学的根底，《孟子》展现了儒学逻辑性发展的样貌，《中庸》体现了儒学形而上学所有的微妙价值。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书读书法。他还为四书做了新的注释，做出所谓《四书集注》的天下名著。这部《四书集注》支配了东亚文明七个世纪之久。

现在我们要谈第三纪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纪元的主角是谁呢？究竟是谁创造了第三纪元的主轴呢？第三纪元的背景跟第二纪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战。但是，这次的西方挑战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遥远，就是来自西欧带有很强烈的演绎性体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带着更加强烈的演绎性教义传来，科学也在数理上，以很缜密结构的演绎逻辑做基础。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所有西欧成就，席卷了中国。其中最强烈的是自然科学、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西欧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价值体系等这些东西。那也是形成西欧近代的一切价值，这些价值跟中国本土的价值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天下主义”蜕变成为“民族国家主义”。现在没有人将中国视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国现在是一个国家。这也是从小民族主义的藩篱来思索的。这真是惊人的变化。

在我上述列举的三种强烈挑战中，中国放心地接纳了自然科学。在中国儒教的世俗价值和西欧的科学之间，没有理由发生任何冲突。本来，超越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些冲突的第三个因应方案，应以“共产主义”的形态接纳。不过，“共产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策在西欧所给出的替代方案。

假使孙文的辛亥革命压过袁世凯的复辟野心，获得成功的话，共产主义是没有机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孙文的挫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果成了塑造中国共产运动的温床。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取得胜利，李鸿章心怀屈辱缔结《马关条约》时，日本已经向各国宣告自己已进入世界列强行列。同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浮现，仿佛是日本的国策。日本的脱亚入欧，意味着存在于亚洲的日本，摇身一变成为蹂躏亚洲的怪物。日本的脱亚使亚洲沦落成为侵略的对象。而中国这个亚洲大国也沦落为一个弱国。同时，中国成为地球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代言角色，获得对抗压制的历史正义。非常成功地打开这根本性僵局的伟大革命，正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韩国众多的独立斗士也为了这一运动，不惜牺牲性命。各位知道在太行山十字岭战斗中，帮助邓小平脱逃的勇敢战士，是叫做石正尹、出身于庆尚南道密阳的韩国人吗？还有，你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以及《延安颂》的作曲者郑律成，也是出身于全罗南道光州的韩国人吗？

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文革的过失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被充分提及。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反省，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以共产革命的主体势力来设定“农民大众”，这是对西欧共产主义的中国“格义”。在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脑海里根本无法产生这样的构想。中国的共产主义不再是根据苏维埃的指令而行动的运动。参与长征的中国年轻人冒死渡过泸定桥时，他们不是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捐躯的。因为共产主义是让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魔掌中解放，为祖国带来光明与希望，所以大家奉献生命。共产主义优于意识形态的是恳切的希望，先于理想的是迫切的现实。因此，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自觉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专政”的纲领，是无法抛弃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创立，之后成立红军；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的努力，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是自由民主世界所说的一个政党；它不是组成议会政治，以获得维持权力为目标的多数人的集结体。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专政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不可抛弃的中国历史的必然。

我认为现在高喊“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主义，有必要更彻底地进行“格义”。再说，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是西欧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的出发点，本身不是出于如同宗教教理一样，信奉西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communism）来自拉丁语的“communis”，着重在“共有”的意义。有必要塑造非“共有主义”的“共产主义”，使其成为更彻底的中国理念。“共产”的“产”，换句话说是“生生之谓易”的“生”，永远是“创造性的创造”（Creative Creativity）。那是富有的大业，日新的盛业。如同在第二纪元，印度佛教本质性转化成为中国禅佛教，共产主义现在则需要变成“禅共产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世界的人们就说是“中国的崩溃”（China’s Disintegration）。后来中国开始跃进，又说是“中国的威胁”（China Threat）。但近来中国俨然跃升为强国，所以就异口同声提出“中国模式论”（Chinese Model），说“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可是，中国青年们应该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模式”并非单纯的赞扬，背后也同时有着不断想要牵制的阴谋。

我们提到人类的近代性，大致上以“产业革命”或“法国革命”为起点。不过，19世纪的近代性主轴总是在欧洲。人类重要的近代性价值、制度和概念，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主轴到20世纪，被美国文明带走。但所谓“中国模式”的终极意思，是说中国文明拥有20世纪美国文明的主轴性。19世纪欧洲文明的模式换成20世纪美国文明，其过程没有本质性的转换。使19世纪欧洲文明的产业主义效率达到极限的，是美国文明。可是20世纪的美国文明转换成21世纪的中国文明，其过程应该也伴随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之类的幅度变化，同时意味着诞生本质上与欧美文明不同的新范式。以我个人的想法，上海浦东无法代表这样的新范式。那只会引起竞争、破坏、掠夺、泡沫、战争。在此所要求的，正是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新阐释，创造出可以赞助天地化育的新文明。

克服20世纪美国文明的纲领，绝对不是个容易的问题。各位请想想看吧！构成我们现代生活的文明利器，大部分诞生在美国。电器、电话、汽车、飞机、计算机、集成电路、网络等等，这些决不是单纯的物理性的革新，它们是道德性的作为。那是跟孔子所说的“作”一样的作为。再说，20世纪的美国文明比起其他的文明，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我们就拿爵士乐来说说吧！接纳黑奴的旋律，创造超越传统古典音乐和声法的新爵士和声法（Jazz harmonics），创造出人类普遍喜爱的即兴音乐样式。各位朋友，你们果真能够超越这种美国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吗？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叫做中国的这个国家独特的模式。那是意味着虽然由独自的构思出发，却获得能够说服全体人类的新普遍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尽管有1300年的基督教传教历史，中国的基督教徒却不到75万。但是，听说现在中国基督教徒超过1亿。中国基督教徒显然比中国共产党员更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跟韩国人说这样的事情，大部分韩国人会大喊哈利路亚万岁，并拍手叫好。但是身为韩国思想家的我——杌金容沃，尽管我是基督徒、神学家，却对中国前途感到忧虑。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恶劣的韩国保守教派在中国非法传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更大的问题是共产主义理念不像基督教理念那样，提供中国大众心灵的满足感，这成为一清二楚的证据。这实际上是很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它发源的西欧文化圈，已经是丧失生命力的死宗教。它的生命力是透过美国黑人文化和第三世界来维持。其中最红火的事例，是韩国的基督教。不过，耶稣教和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耶稣教顾名思义，是“历史耶稣”（Historical Jesus）的教诲，现代神学称之为“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但“基督教”却意指，历史性存在、名叫耶稣的人，他是上帝之子；信奉名叫“基督”（Christ）也就是“弥赛亚”（Messiah），信奉早期使徒的信仰体系。耶稣教的出发是教会，就是艾克利西亚（Ekklesia），同时也可以跟耶稣无关。耶稣教虽然是耶稣常识性的箴言（logion），基督教却是和受难（Passion）、复活论（Resurrection）、复临论（Second Coming）、末世论（Eschatology）有不可分的关系。那是神话的结构。

我不讳言地告诉各位，中国不可以接纳基督教。中国也不能跟梵蒂冈再复交，中国未来永远不能承认梵蒂冈的权威。中国文明的可能性，只在于发现非神话性、原创的耶稣运动。基督教不能被高压的手段给排斥，因为越排斥会变得越强烈。但是中国基督教徒的扩增，会成为显示中国共产党限度的一个测度计。各位在你们自己的人生中，应该要克服所有神话的虚构，彻底实现丰饶的实事求是的人文主义。21世纪人类的课题，也可以归结为儒教和基督教两者的对决与融合。那也可以是美国文明和中国文明两者的对决与融合。在人类的精神史上，如果基督教成为主轴吸纳儒教的话，那会是人类的灾祸，中国文明的独自模式无法存在。我们应该向往的是以儒教的人文传统为主轴，吸收基督教。这是一道非常不容易的课题。这也是我要告诉各位背负在你们肩上的第三纪元的主要纲领。

金容沃（韩）：出生于1948年，早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哲学系，后来相继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汉医学士，被誉为韩国国师。1999年底，他在电视台开讲“老子与21世纪”的哲学节目，风靡全韩国，不仅收视率空前，连金大中总统都是他的忠实观众。金容沃先生的专著《中国：人类最后的希望》《中庸：人类最高的智慧》即将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译者 朱立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