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现代的阐释，这现代的阐释又是建立在对中国之道的透彻理解基础上的。但这不能视为纯粹理论的工作，而应该同时是一种选择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行动。文化的衰落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的素质的下降。西方文化最近半个世纪出的人才根本无法与前三百年比，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代中国大师缺乏，也说明文化的衰落。人才的出现，有赖于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振兴，又有赖于人才的出现。
讲演者小传
张汝伦
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国这30年的发展，奥运会和世博会在中国的召开，似乎已经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然而，如果我们头脑冷静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30年中国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肚皮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心灵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极不平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经济发展很快，却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我这里不是指文化的硬件，如剧场、体育场、电影院之类的东西，而是指人的精神和思想，人的素质。这是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
一、没有相称的文化，大国地位难以奠定
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走西方人的路。
60年前，钱穆在他的《文化学大义》中说：“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这个说法，在许多人看来，会认为是一种文化还原论，即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但这些人往往自己更是还原论者，即将中国的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制度问题等等。例如，今天大家在讨论教育的危机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体制的问题，而没有看到更关键的问题——人的问题。例如，今天学者的处境难道比穷乡僻壤的王夫之更糟糕？为什么出不了这样的大师？
无论怎么说，缺乏大师或产生不了大师是文化落后的突出表征，人的素质反映了文化的素质，只有具有相当深度和创造力的文化，才能产生大师。近代以来，国人好谈文化，可谈得越多，文化越成了模糊的概念。严格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分殊的。一般而言，文化偏重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等。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其名著《文化与社会》中概括出西方“文化”概念的四个定义：（1）心灵的一般状态或习性，与人类完善的思想有密切关系；（2）作为整体的某个社会的理智发展的一般状态；（3）各种艺术；（4）物质、理智和精神的整体生活方式。而文明则往往指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各种物质建设，等等。但是，人们在使用时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就基本上把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在他看来，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是“文化构成的历史整体……是最大的文化整体。”但他也认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文明是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所谓的文明就理解为“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则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基本上是以我为主，所以这种交流并不妨碍它在很长的时间段中自成一体，外来文化的影响基本被消化为它的一部分，如佛教。外来文化之所以不能动摇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是因为它的影响只是限于某些方面，不能以一种精神取代中国原有的精神。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走西方人的路。在这种心态下，近代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现代性文化和精神，全面覆盖和取代了中国原有的文化和精神。不是说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开始，到“中国文化本位论”，一直有人试图抗拒西化的潮流，但基本上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批判，根本成不了有影响的话语。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心照不宣地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化，即使主张现代化不同于西化的人，由于文明与文化实际不可分，也有意无意地暗中倾向西化。近三十年讲的与国际接轨，当然不是与非洲或印度接轨，而是要与西方接轨。这种讲法和做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近代以来西化一边倒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个西化又不是纯粹的西化，而是片面的西化，甚至是山寨西化。说它是片面的，是因为西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部异常丰富多样。国人了解的西方，大都是近现代的西方，而且多在物质层面，对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对西方的精神文化，知之甚少。多数人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即使有些号称专家的人，所知也很有限。说是山寨西化，是说人们往往不是去认真了解别人，而是满足道听途说，以自己肤浅靠不住的理解当作正宗西方文化到处鼓吹，以致以讹传讹，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从晚清以来，人们都承认，中国学西方不如日本来得有成效，原因也在这里。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至今还是我们的榜样，其扎实、系统、规规矩矩、原原本本，是我们至今还不能做到的。
也许人们会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在文化上也开始觉醒，渐渐有了主体意识，眼下到处流行的国学热就是显例。我不这么认为。眼下的国学热，人们热衷的是外在的表现：祭孔、穿汉服、做各种表面文章，却看不到文化成熟的标志——深入的思考和创造性的阐发。现代中国文化的虚弱，与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它的传统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奠定的，没有文化的崛起是很危险的。
二、文化复兴有待中国树立自己的眼光
被别人的思想文化殖民的现象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然而，现在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契机，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恢复了中国人的自信和自尊，还在于西方文化本身一百多年来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这种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的根据，则是现代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根本缺陷与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它的绝对正当性，开始怀疑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希望还是带来毁灭。这就给非西方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正当的理由。
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磨难后，恰好在此文明消长之际崛起，真可说是天命。此外，中国的历史，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决定中国人必然以真正的大国来期许自己的国家。但真正的大国不光取决于她的经济军事实力，更取决于她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感召力。中国的大国之命期待中国文化的重生和复兴。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契机？我们要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契机？这都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
必须承认，经过近代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反传统风暴，再加上现代商业逻辑的侵蚀，中国文化的复兴面临相当不利的内外部条件。中国文化的精神，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流行的人生观念和世俗信仰是相反的，更不用说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了。现在活着的中国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的，他天然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而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的精神有点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这样产生的中国文化，同样是山寨的中国文化。即便是那些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反现代性的人，也因为有心无力，难以担当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目前中国文化不如人意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原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消除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不在于我们的GDP有多高，而在于它自身的力量，它自身的感召力。西方许多人直到现在还不承认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大国，理由就是她缺乏软实力，她的文化没有西方文化那种全球的感召力。这当然是事实，至少目前世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确没有西方文化那种普遍的感召力。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文化没有普适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当今人类的困境，恰好凸显出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来，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它有当代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重复已被前人说滥了的那些东西。
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在于利字当先，以义服利，即以义为利服务，义服从利。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没有正义可言。当今人类之所以陷入经济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道德危机、核扩散危机、社会公平危机等等危机，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利先义后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人们利字当头，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利益来满足一己的利益。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固然说的有部分实情，但也反映了西方主流文化对现实的理解。从亨廷顿的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文明冲突的背后，其实只是利益的争夺。按照争夺利益的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也有不少人是按照这个思路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现实的。这是极其危险的。
与文明不同，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精神。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或者说复兴自己的文化，首先要有自己的眼光和看法，而不是以别人的逻辑作为自己的逻辑。近代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以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和世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甚至更甚，西方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不刊之论。至于看世界就更是如此，我们基本是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所以在稍稍有了点实力之后，在某些人那里就开始有霸权的思想露头了。被别人的思想文化殖民的现象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复兴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还有一种现象表面上看似乎与此刚好相反，即言必称孔孟，主张以所谓的儒家文化来塑造现代中国，这其实与文化殖民是一体的两面，其实质也是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可以应用的“工具”，而不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这些人其实还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生活，只是这种影响是负面的。
在西方文化占绝对优势的近代，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近代中国，几乎没有人要完全拒绝西方文化。不幸的是，中国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这就使得我们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霸道逻辑，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到开除球籍和落后就要挨打，无不直接间接反映了这种逻辑。接受这种霸道逻辑有现实合理性，却有相当的副作用。首先，它使我们偏重器物和制度，而不是从文化上全面理解西方文化，以为西方文化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其次，它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支持这种霸道逻辑。挨打的时候会觉得挨打活该；不挨打了就会想着这世界无非打人者和挨打者两种选择。这很可怕，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距甚远。
三、推崇德性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据所在
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的话，不能以已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
早在民国时期就不止一人说过，文化是生活的样式。这还太过宽泛。我这里所说的“文化”意义更窄一点，主要指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人类衣食住行这类维持生存意义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不同，即使有不同，也没有根本的意义。比方，用筷子还是用刀叉或直接用手抓吃饭，对于人类的命运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主张义先利后还是义后利先；主张人是目的还是手段；把自然看作是与自己同属一个整体，还是与己无关的对象，却足可影响人类甚至整个地球的命运。因此，我这里不考虑作为物质现象的中国文化，而考虑这些现象中所渗透的中国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原则，或者说，中国之道。
中国文化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推崇德性，倡导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是我们祖先的信念。我们的先人推崇的那些开天辟地的圣贤（不是英雄），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舍己为人，克己让人，给人类造福。他们都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牺牲自己，成全众人。被我们中国人奉为文明始祖的人，无论盘古、女娲，还是伏羲、神农，或黄帝、尧、舜，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创造文明，教化众生，与民兴利，或为民除害，公而忘私，品德高尚。
《大英百科全书》中说，《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对西方的标准与观念有最为精微的看法。读过这两部史诗的人，都会对西方崇拜战争英雄留下深刻印象。西方文化，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开始，就崇尚暴力英雄。只要有权力和力量，即便再横行不法，为非作歹，也是英雄。可是，那些所谓的英雄，在我们古人看来，大多都只能算是小人。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先人与西方文化的创始人的想法那么不同，但这的确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很早就知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希腊人把所有非希腊人叫做野蛮人，不要说奴隶，就是外国人也被当作另类。而我们传统的夷夏之别，从来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而不是种族的区别。
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种种不足为人道的地方，但是它的文化精神就总体而言是高尚的，是不会过时的，只要人类希冀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的话。中国精神或中国之道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项：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这些中国之道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在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中，也多少可以找到一些，但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这些理念与现代性的许多原则是不相容的，却是人类要能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的话，只有建立在这些普适的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已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
四、重建中国文化需要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重建中国文化，需要一批有“自觉精神”的人。
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决不是说只是将这些理念单纯再重申一下，而是要将它们予以现代的阐发，因为文化复兴实际是文化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西方文化作为敌对的东西或对立的东西，而要把它作为助缘。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中国之道的理念若是普适的，它就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就一定会有兼容性。它在现代应该像在古代吸纳和消化佛教的很多因素那样，吸纳西方文化的很多因素。更何况西方文化已经支配了地球三百余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全球化了，早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吸纳它，吸纳什么。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要有全球感召力，也要能用全球通行的话语说话。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西方文化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今天全球通行的话语，我们必须至少与它有公分母。
前面说过，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片面和肤浅的，概括起来就是科学与民主四个字，其实对科学和民主至今没有很好的理解，更不用说对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不够，我们今天文化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与此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能是抱残守缺，而恰恰应该尽量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一个文化只有善于学习才有未来。这就需要以我为主去消化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被动地根据它给我们的刺激来吸收它。这种以我为主的吸收，决不能像近代以来那样，实用主义地把西方文化作为治疗百病的万能灵丹，否则，我们就不能客观深入地去了解别人，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曲解别人。充其量得其形而忘其神，更有甚者，则是一知半解以为知。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文化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内在精神，以此来充实现代中国文化，但核心的东西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最大的问题，是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在意的都是西方物质层面的东西，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生产力、物质财富乃至坚船利炮，很少人真正在意西方的精神文化。虽然后来也有人提出要注意这后面的精神文化，但还是为了要在中国达到那种物质文明而去注意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手段。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也没有完全改变；鼓吹西化的人，往往是西方文化懂得不多的人。由于这样，即便学到了西方的一些物质文明，也是得其形而忘其神，只是引进，却无补于自己的造血机制，无补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建立。
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现代的阐释，这现代的阐释又是建立在对中国之道的透彻理解基础上的。但这不能视为纯粹理论的工作，而应该同时是一种选择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行动。文化的衰落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的素质的下降。一种文化鼎盛时期，总是人才辈出，而到了衰退期，就每况愈下，出不了一流的人物。西方文化最近半个世纪出的人才根本无法与前三百年比，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代中国大师缺乏，也说明文化的衰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当年发出这样的呼唤，不仅是有感于人才的匮乏，更是看到了文化的衰落。人才的出现，有赖于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振兴，又有赖于人才的出现。
重建中国文化，需要一批有“自觉精神”的人。“自觉精神”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用来形容北宋士大夫的话。他说“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并以范仲淹和胡瑗为例。此二人都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老师，面对的是残唐五代留下的精神沙漠，但他们感受到时代需要他们努力奋斗，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开辟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复兴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到，重建文化实际上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不仅在中国是如此，西方的几个重要文化重建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无不是如此。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像范仲淹和胡瑗这样的人成了稀有物种，很难出现。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现在仍然可以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志气和抱负。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人类。人类今天也面临着有史以来的空前危机，西方文化不可能带领人类走出这个危机；相反，这个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具有最伟大的人道理想，只有这种人道理想，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