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传统文化的灵魂

―――张岂之教授谈中国传统文化

西安晚报记者袁春乾陈颖  2007年8月2日

 

张岂之:著名思想史家、教育家。1927年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聘至西大从教。历任西大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现任西大名誉校长、西大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张岂之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近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协助侯外庐整理《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主编、自著《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华人文精神》《春鸟集》《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陕西通史•思想史卷》《中国历史》(六卷)、《顾炎武》(合著)、《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九册),其中《宋明理学史》《中国历史》(六卷)分别荣获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最近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记者就读者关心的文化热点问题采访了张岂之先生。

记者:张先生,您好!近两年,国内兴起“国学热”,以及争论不休的“于丹热”、“易中天热”,对这种现状,您如何评价?
答:“国学”原指西周时期由政府办的学校。春秋末期,大教育家孔子第一次办起私学,首倡“有教无类”,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教育文化遗产。当历史演进到19世纪末,西方文化与科技大量传入我国,称之为“西学”,与此相对的本土文化被称为“国学”或“中学”。我们现在称谓的“国学”,指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涵盖了哲学、历史、考古、文学等学术领域。

当前“国学热”表现在许多方面:有少数大学办国学院,许多综合大学开设“国学概论”选课,不少大学面向社会开办研修班,其中不乏“国学讲座”;媒体上纷纷开“讲坛”栏目,宣传中华文化,还有在假日为少年儿童开办的所谓国学少年班,这都是好事。

国学热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需要。中国有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择其优者使今人了解,适当加以宣传介绍,是必要的,人们文化生活有此需要,这正是“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应当肯定。当前,不少人文学者在关注民族优秀文化的普及工作,这也是社会的需要,是文化繁荣的表现。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不同风格、不同方法的普及,应当并行而不悖,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才有可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做得更好。于丹、易中天等中年学者在央视宣讲国学,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进行商榷,但他们的宣讲对普及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应该肯定。

关于“国学”的议论也不少见,所谓“国学热”的主流是好的,作为开阔视野、陶冶情操、调节紧张生活的一种方式,是非常必要的,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需要能真正充实我们心灵的东西。现在也有人讲“国学热”要降温,我认为不是降温、加温的问题,而是正确对待的问题,真正把优秀的东西吸取过来,就不需要降温;糟粕的东西,如宣传迷信、束缚人性、看相占卜等问题,就不是要降温,而是要曝光、消除的问题。

记者:历史上对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有过多次批判,大的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您对此如何评价?
答: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丧权辱国的危机时期爆发的,“五四”先驱者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他们主要是对“三纲”进行批判,这与反对封建主义有着密切关联。五四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全部否定,对儒家学说也不是全部否定,主要是批判“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实际上是人身依附,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五四”时期,思想要解放,首先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因此,在当时对“三纲”的批判是必要的。

记者:任何民族传统文化中均有精华和糟粕,对中华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中的精华与糟粕,该如何分辨?以使我们在学习中学会扬弃,发挥精华,弘扬传统文化?

答:中国传统文化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总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奇偶”精神和“会通”精神。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产生和历史的演进是同步的,文史资料中就有记载,炎黄时期就产生人文精神的萌芽,经过夏、商、周至春秋末期,人文精神才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这要归功于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文精神,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了。

中华人文精神包括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辨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的特征是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有理想的人;重视家庭伦理在社会中的地位,希望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种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养老,救济孤残,勤俭持家,修身齐家治国,这些美德至今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古代的人文精神,在某些方面也被引向片面化和绝对化,比如过分地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制度和法治,塑造所谓“圣人”,将其描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从而忽视社会整体对社会发展进步所作的贡献,等等。

“自然”精神,侧重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表现得很充分,“道法自然”就是基本出发点,追求“天人合一”的协调。

“奇偶”精神,要求人们从“奇”和“偶”中探索自然的奥秘,寻找和把握人与自然的规律,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中庸学说、宋儒的“一分为二”学说,等等,无不渗透了“奇偶”精神。

“会通”精神体现了文化的兼和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它勇于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与本土文化融合贯通。如先秦诸子学说的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如儒、法、道的融合互补,如佛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如清末明初的西方文化的传入,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雍容博大。

传统文化里确有糟粕,确有精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今天仍没有过时。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仍然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很多人认为,精华和糟粕辨别起来很难,其实并不难,关键要认真开展学术研究。

传统文化流传至今,不可能没有负面的东西。传统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缺乏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此外,还有在长期农业经济和专制主义下形成的“国民积习”乃至“封建迷信”,以庸俗价值观为核心的“处世之术”等。如果这些陈腐的东西清除不彻底,仍将是现代化的严重阻碍。因此,对于残渣泛起,以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冒充精华、为牟取私利而打着“国学”招牌的现象和行为,应当加以曝光,使之偃旗息鼓。人们在观察问题时,不可以此支流作为主流。

记者:儒家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轴心,请您谈谈儒家文化的价值何在?
答: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在于孔子提出的道德理论,即孔子为“文明”制定了人们应当遵守的若干道德规范,认为人们经过学习,可以成为讲文明的君子,包括反对野蛮而赞赏文明的文野之分理论;主张人们内心和行为、内容和形式应当完美结合的文质彬彬理论;主张道德与行为“恰如其分”的中庸之道;主张胸怀宽阔、博采众家之长的和而不同理论;以及主张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教育的寓教于乐理论。这五个方面的原则,是中国道德伦理学说史上的伟大创造,在当前和未来的道德伦理教育中,只要用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充实和发展,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孔子之后,孟子对中国古代道德心理学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将孔子所提倡的执著精神进一步发挥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个人伦理的最高境界。这样的道德心理学堪称中国道德伦理史的珍品,在任何时候都丢弃不得。

记者: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请问传统国学在21世纪有哪些价值?
答:21世纪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在这个大势走向下,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成为全球文化的主体,必然使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我想文化多元化应是另一个表现特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不幸,比如人口增多、环境污染、现代病等种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只有一种良方,要靠全球的综合治理,人类需要更加健全的精神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如重视家庭伦理价值的观点、中庸之道、重视自身修养、和谐观念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对于医治现代工业带来的弊病都有一定的作用,都能启发人们更加实事求是地展开理论分析和社会实践。这些,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在21世纪,中华文化的长处将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吸收。对于中国人来讲,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优点,去掉其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以充实和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记者:如何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
答:中华人文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洪流中受到挑战和考验,人们在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奋斗中逐渐认识到,中国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之一,需要加以继承和发展,并与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科学精神相结合。

近代文化的先驱者们提出,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中,既有精粹也有糟粕,应当加以辨别,而其中精粹部分的发展,需要和世界先进的科学思想相结合。也就是说,不能仅仅看到自己国家的过去,还应当放眼世界,从世界的广阔视野去审视我国的古代文化,以中华文化的开放和“会通”精神,学习外国的优秀文化,使中华文化具有现代普世价值,为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今天倡导发扬民族优秀文化,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有利于我国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那么,什么是现代公民意识?概括地说,这就是法律意识、文明意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这些意识的培养,是会有帮助的。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采访,祝您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