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良国:爱与人生

屈良國  2011年8月15日

 

“愛與人生”,當我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像我這四十剛出頭的人來談論這個話題似乎太早。但既然寫下了,不妨談談自己對這一話題的認識,以期引出更多的真知灼見。

記得小的時候,有一年快到年關了,媽媽提著籃子帶我到村長家裏去,說要跟集體借一點穀子過年。村長不僅不借穀子,還大聲怒吼著對媽媽說:“你們家5、6個孩子都弄到學校去上學,哪念書能當飯吃?你們家只有一個主勞力,工分不夠,分穀子沒你們的份。”我和媽媽提著空籃子往家裏走,在路上,我對媽媽說:“長大後,我也要當村長,到時候我同樣不給他分穀子。”那一年我九歲。

穀子沒借到,年還是要過。還是爸爸能耐,到姑姑家借了一點米過年,大年三十晚上,終於象往年一樣有了米飯吃。吃飯的時候,我使勁往碗裏舀飯,米飯往碗裏壓了又壓。但媽媽只吃了一點點。我問媽媽:“你怎麼不吃了?吃快一點,要不一會兒哥哥姐姐他們就把飯吃完了。”媽媽笑著說:“你們吃吧,我吃飽了。”

常常記起兒時的事情,我們兄妹六人,有打有鬧,有說有笑,親密無間,童年時代充滿著來自父母、哥哥、姐姐的關愛。而母親,更用她博大無私的母愛,含辛茹苦把我們兄妹六人帶大成人。

十九歲那年,我要告別大別山進城去讀書了,左鄰右舍前來道賀,說我們家出了“鳳凰”,爸媽臉上充滿著喜悅。臨走時,媽媽說了一千個注意事項,千叮萬囑。我到了城裏才發現城裏確實比山裏好:路寬,而且還是水泥路;房子也高,而且不再是家裏的土坯房。我暗下決心:“城裏比山裏好”,努力讀書,畢業後留在城裏。

那一年暑假回家,我用自己做家教掙的錢,給爸爸買了一瓶酒,給媽媽買了一袋奶粉。爸爸還是老樣子,起早貪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在飯桌上他喝著我給買的酒,一句話也沒講,但臉上總是掛著笑容。倒是媽媽嘮叨起來了:“孩子,你以後不要給我們買這些東西,怪花錢的,你掙錢也很難。有點錢把它存起來,將來好討個媳婦。”我無言以對。

“母愛”是偉大、無私的,而且是從不講求回報的。父母千辛萬苦養育我十幾年,當我自己稍有能力回報他們時,對我們任何一點點、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回饋,他們往往是十分吝嗇地接受。

畢業時,我沒能實現當年暗下決心留在城裏的願望,因“八. 九”政治風波的影響,我回到了生我養我的大山,做起了教書育人的工作。教室很簡陋,桌凳沒有幾張不是搖搖晃晃的。冬天寒風刮進教室時,也只有想辦法用塑料薄膜把教室窗戶堵一堵。學生凍得臉頰通紅,我這個當大哥哥的老師,比他們也好不了多少,手凍得連拿粉筆都困難。那時候,月工資150元。除了每月生活費30元外,本來也還有些餘頭,但錢在我手上總是一個趕不上一個用:除了給家裏些補貼,這個學生繳不起學費,那個學生買不起筆、本子什麼的,都在我這開支範圍內。兩年下來,錢沒有存下,討媳婦的事更是無影無蹤。媽媽總是十分著急,每次給媽媽零花錢時,媽媽總是拒絕接受,她說:“你幾個哥哥總算各自都‘抓’到了一個媳婦,就剩你了,你要趕快存點錢,好討個媳婦”。“討媳婦”成了媽媽的心病,我讓媽媽非常失望。

這一年暑假,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辭職下海。這在父母、哥哥姐姐眼裏幾乎是大逆不道的事。親朋好友紛紛出動,輪番給我做思想工作。學校校長也勸我留下,說我完全有能力坐他的位置,並許諾說下學期一開學就任命我什麼什麼的。但所有這些都沒能說服我,因爲我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我要掙更多的錢,才能幫助更多的家庭困難的學生讀書。這一年——一九九三年底,我獨自提著紅色的皮箱,坐上南下海南的火車。不知道前途怎麼樣,只知道那裏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在那裏掙錢一定比每月的150元多。去了也不知道能幹啥,只知道自己是從大山裏出來的人,什麼苦都能吃,什麼活都能幹。

在海南弄潮,一呆就是八年。從最早在建築工地當搬運工開始,繼而當裝修學徒、當包工頭、學裝修設計,做設計師,一路走來,東西學了不少,對人生、對社會的認識都有了新的變化。在海南的八年,大富翁沒有做成,老婆倒是討了一個,而且還很不錯。帶回家時,老母見了眉開眼笑,算是了卻了老人家的心願。

婚後小日子過得不錯。老家的房子也建起來了,該幫的都幫到了,但總覺得有一件至關重要的事還沒有做。當年離開教育崗位時是爲了幫助更多的上不起學的學生,但在物欲橫流的現實環境裏,這事卻被拋在了腦後許多年。總給自己找這樣那樣的理由,當年的目標沒能付諸行動。那時常想,中國這麼大,我自己這點小錢算什麼,比我有錢的人多得多,再往後放一放,等自己有“大錢”了,再來做這善事。現在想來,有些後悔。古語說的好,“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其實我們這一生可能永遠也無法像李嘉誠、比爾蓋茨那樣富有,但若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可能的多給周圍的人一些幫助,自己才是快樂的、富有的。

2003年底,帶著妻子移民到加拿大。在這異國他鄉,一切從頭開始。生活的艱辛並沒有減少我們對祖國的眷戀。工作再忙,也都要抽時間去關注祖國的發展變化。每當聽到別人對中國說三道四時,內心總有一種憤慨,免不了上前跟他理論。記得幾次神州飛船上天時,自己激動萬分,不睡覺也要看電視直播,第二天見到西人朋友時總要跟他們說說這事,直到對方豎起大拇指才開心地離開。奧運會在北京召開時,觀看奧運比賽成了生活工作中的主要任務,奧運健兒取得的每一次勝利都讓自己激動不已,每一次昇起國旗、奏響國歌,自己都會竟不住落淚。第二天見到老外後就更加神氣,總對他們說:“看我們多牛!”2008年參加4.13反藏獨萬人渥太華大聚會,我更是感到前所未有的熱血澎湃。著名歌唱家李小戶老師含淚演唱的一曲《我的祖國》更是讓所有的人淚如雨下。而汶川大地震的噩耗,更讓我徹夜未眠,第二天放下公司的事務投身到籌款賑災的工作中。在那些日子裏,我進一步體會到祖國在自己心目中的份量。

四十歲的人生,將對“愛”的看待分爲兩種:“小愛”和“大愛”。“小愛”來自於家庭、父母、親友,“大愛”是對社會、對國家、對民族的關愛。在距離祖國千萬里的異國他鄉,我內心深處積蓄已久的一顆種子開始發芽。

讓點點滴滴的“小愛”貫穿人生,就能匯聚成“大愛”的力量。對一個海外游子而言,對“國富民強”的熱切盼望,落在了心中多年的夙願“教育興邦”上。

早在百年前,梁啟超就在《中國少年說》中寫道:“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回想起當年在大山當教書匠時,那些讀不起書的窮孩子們,我內心深處,一種對教育的使命感開始澎湃——讓更多的孩子能有受教育的機會。我不會再計較自己是否夠“資本”去做這件事,我只知道,不積小步無以成千里,愛心從來不嫌小,慈善永遠不嫌遲。你我區區100、200元,手稍微捏捏緊也就省下了,但這一、二百元卻能幫助一個在困境中的學生度過難關,也許他或她就能從此走上一條對社會有益的道路。待這些接受救助的學生有一天走上社會、有能力回饋社會時,這種愛心教育的效果就會被延續、擴展。你我的小善舉帶來的大回報是不可估量的。

內心種子發芽是在兩年前,真可謂機緣巧合,又結識了愛心教育慈善基金會的創辦人,老華僑劉南生先生。同樣懷揣“教育興國夢”的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相見恨晚。

自此,我和劉老先生便共同開始了“愛心教育慈善基金會”的拓荒之路。奉獻的是真誠,播種的是辛苦,收獲的是希望與快樂!

“愛心”需要教育去承載,而教育需要“愛心”去發揚光大。從我做起,只要身邊多一個人獻出多一點點愛心,愛心教育的事業就意義非凡。我堅信,我會在這條路上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愛心教育的道路將會越走越寬越走越遠,而我“四十歲正當年”的人生也將會在“愛心教育”的感召下,走得無怨無悔。